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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文化存在的不足与改进建议

归档日期:11-25       文本归类:工作深度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1]大学作为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大学的基本职责,一所追求卓越的大学,如果缺乏浓郁的大学文化氛围,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卓越的大学。现代大学所具有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基本职能,决定了“大学应具有创新性、民族性、开放性、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等文化特征。”[2]在经历了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的特殊发展阶段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到内涵发展时期,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成为大学的核心任务,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对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

  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大学功能的不断扩展密切关联。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创立,开启了近现代大学的发展历史。此后,伴随着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按照中世纪大学、法国大学、英国大学、德国大学和美国大学的顺序依次转移,大学的功能得以不断扩展,大学文化体系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

  现代大学发端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如教学组织、学习课程、考试、学位等都是直接从中世纪大学继承而来的。欧洲中世纪大学以教学为中心,初步形成了教学自由的大学教学文化,大学的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则涵盖于其中。

  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出现,形成了大学的学术文化,主要表现为主张学术自由,对学术问题必须遵循自身的规律去研究,同时强调教学与研究统一的原则,主张大学的主要任务是追求真理,重视大学教学的科学性。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教学自由”以及“教学与科学相结合”是德国大学思想的核心。柏林大学注重高深的科学研究,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包括选科、选择教师和转学的自由。由此形成了德国大学的办学特色,即大学由政府举办,但大学本身却是高度自治的,学术自由和科学研究的精神在德国大学蔚然成风。此后,德国大学的思想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其中,学习德国经验最好的国家当属美国。值得一提的是,曾经留学于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就是按照德国的榜样,将北京大学改造成为我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3]

  当时间进入到19世纪后半期乃至20世纪初,美国研究型大学和“赠地学院”的出现,又赋予了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大学服务社会的文化成为大学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深受德国大学办学思想和办学模式影响的美国教育家按照德国模式改革了美国原有的高等教育模式,即在大学设立研究生院,这是美国在学习德国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重大创新。它比德国大学更好地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它使研究生教育摆脱了德国教授狭小的实验室和个人研究的局限,消除了学徒制的残余和纯理论研究的偏颇,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教育家的办学模式创新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注重高深的学术研究,一方面也不忽略大学的社会职能,使大学成为服务于美国社会基本需要的新型大学,并对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4]

  二战以后,随着各国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的管理也日趋复杂,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成为大学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形成了大学的管理文化,为师生发展提供服务和条件支持,成为大学管理文化的主要特征。

  可以说,伴随着美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由教学文化、学术文化、服务社会文化和管理文化等为主体的不同类型文化共同构成了综合性的现代大学文化体系。作为一种综合性文化,大学文化具有了创新性、民族性、开放性、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等文化特征,并围绕人才培养这一中心不断发展提高,具有明确的教育目的。

  大学文化影响着大学教育思想、教育观点和教育实践的创新。我国大学文化建设工作一直为社会各界和大学自身所重视,并已取得了很好的建设成绩。但勿庸讳言,我国大学文化中还存在不少影响大学提高办学质量的问题,还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和科学研究创新提出的新要求,距离建设高水平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所需要的理想大学文化氛围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其中,大学文化中的功利化观念是其集中表现,并直接影响了我国大学的教育实践。

  培育学生具有创新意识和系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追求。但在教育实践中,由于各校追求短期见效及快出成果,不能按照教育和人才培养规律进行教学改革,所以,各校教学改革看似轰轰烈烈,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没有从整体上扭转以讲授法为主体的传统教学方法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具体说来,虽然我国大学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已进行了20余年,但时至今日,我国大学无论是在课程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是在教学方法体系上,乃至对学生的学习要求和具体考核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大学存在较大差距。从我国大学课堂教学方法整体运用状况来看,讲授法仍然是教师运用的主要教学方式,与30年前甚至更早时期的大学教学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和创新。据调查,我国大学一门课程的教学方法基本上由三种方法构成: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和讨论法。其中,主体教学方法是讲授法,占三种教学方法运用时间之和的85%~95%。更有某些课程的任课教师自始至终都只采用讲授法施教。[5]用比较的眼光看,国际上单纯地采用这种教学方法的大学是极为少见的,这种教学方法体系也是非常落后的。教学方法是影响我国大学教育质量的根本因素,教学方法陈旧落后,导致大学教育质量不高。[6]

  如果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长期单一使用讲授法,不仅不能有效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究精神、质疑批判能力、创新精神,教师自身的专业思维和教学职业发展生涯也必然固化。

  与我国学术研究进步同步,由于急剧变化的外部社会发展系统和研究者价值观的多元化以及受个人利益的影响,学术界也出现了学术成果泡沫化,原创性成果缺失,功利主义氛围日渐浓厚、学术氛围淡漠,学术交流意识淡化、深层次的学术交流弱化,学术争鸣日渐消失,学术不端行为频频曝光,学术评审“潜规则”屡见不鲜,而且社会庸俗文化对大学学术研究有逐渐渗透的趋势。这些学术不良行为是学者心态浮躁和追求功利化的现实表现。

  具体分析来说,2006年,中国SCI论文数量跃居世界第二;2007年,中国EI论文数量列世界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是繁荣。但客观地说,我国的整体学术研究水平还不够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自然科学多是跟踪模仿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多地也是介绍国外有关研究成果,自身原创性和标志性成果并不多见,在国际上更是缺少话语权。据有关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发表的国际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6.21次,而世界平均值为10.71次,我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前100名以外,与世界平均值还有不小的差距。[7]

  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始于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威斯康星模式。当时的威斯康星大学把办学目标直接定位为服务于州政府的工农业生产,大学通过服务社会实现了自身价值,由社会边缘走向了舞台中心。

  近些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种种诱惑,许多大学热衷于全方位为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热衷于创建大学科技园,争做“科技产业的孵化器”“大学要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通过产学研相结合建设大学科技园”“大学社会服务要与经济发展实行无缝对接”等口号此起彼伏,而不论是否力所能及,也不管对教学、科研有无促进。其结果是教授因忙于解决社会上的现实难题而无暇上课,满足国家及社会长远发展需要的基础研究乏人问津,而回报丰厚的短、平、快应用型课题研究应者云集。[8]

  大学搞科研开发出成果,这是一种“显服务”,它为社会的“今天”发展服务。大学同样也要为社会的“明天”服务,这就要提高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这是一种“潜服务”。同时,大学更要为社会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大学如果仅仅偏重“今天”,罔顾“明天”和“后天”,必然造成服务后劲不足,可持续服务乏力。当前在看重功利的氛围中,出现了高校每每以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高低”,以对地方发展速度的推进度“定成败”的现象。大学如果忽视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甚至忽视了人才培养这一教育的根本目的和第一要务,就会偏离科学服务的轨道。[9]

  以所谓“科学”和“效率”的观念去指导大学管理实践,用标准的方式去规划和管理大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以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作为考核标准,而不是为师生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具体表现为大学管理实践中的各种计时和计量管理制度。这实际上是把大学中的人作为“经济动物”来进行管理,其假设就是大学组织成员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理性动物。[10]我国学者邬大光曾特别指出,在当今大学盛行的绩效考核,给大学内部的多项活动打上了经济活动的烙印,上一节课值多少分、带一名研究生值多少分、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值多少分,最终再把这些分数换算成货币。此种做法能称之为现代大学制度吗?放眼世界上的大学,又有多少大学对教师的考核采取这样“原始”的做法?该做法显然是与现代大学管理制度背道而驰。

  大学各种学术委员会中的领导职位多由双肩挑的教授担任,造成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交叉混合。而目前,我国大学中行政权力相对于学术权力往往占据强势地位,致使普通教师学术权力行使方面得不到有效保障,治学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阻碍了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环境的建设。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在大学二级学院的管理中,部分院长一人财权和人事权在握,往往会出现二级学院院长“一言堂”现象,看似正常的学术论争,由于掺入了行政权力因素,就形成了不平等、不公平、不正常的学术生态,更遑论学术自由。[11]

  大学文化深刻地反映着大学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我国大学文化中存在的问题,要从历史、社会和大学自身三个方面去分析其存在的原因。总体来说,科学精神的缺失、大学外部对大学提出的管理要求和大学内部的错位政绩观,共同造成了我国大学功利化的教育观念,进而就有了功利化的办学行为。

  社会和个体文化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现实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观念决定人的行为模式,有什么样的文化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模式。我国现代大学建立之初,其目的就是为了救亡图存,这种实用目的也是由我国当时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无论当时移植日本的教育模式,或者是学习美国的教育模式,其主旨都是以实用为目的,培养实用人才,教育的实利性是社会和政府对大学人才培养的急迫要求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又全盘移植苏联的办学模式,以期大学快速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实用人才。客观地说,我国大学为社会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但大学的核心价值要素即探索科学和真理的价值观实际上并没有深入人心,也没有成为大学的真正价值追求。这种实用性的历史文化观念必然形成大学办学的功利化追求,制约着大学办学质量的提高,也制约着“大师”的出现。

  我国学者曾雄军曾指出,从大学外部来看,虽然经过改革与发展,大学与政府之间的权力界限日益明晰,但政府依然牢牢控制着大学发展乃至大学命脉的资源配置权。如政府人员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资金、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权力实质上在不断膨胀和扩大,大学难以真正建立其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内在生命机制。

  效率优先似乎成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大学奉行的办学理念,外部社会对大学的压力,各种大学排行榜的影响,各大学之间对国家有限办学资源的激烈竞争,大学管理者的政绩需要,使大学形成了功利化的行政主导的发展格局,大学以学校规模大、学生人数多、教师多和研究成果数量多为荣。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并没有将大学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教育机构,而是将大学作为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而存在,按照行政机构和国有企业的模式去管理大学,大学自身也缺乏自主办学和民主管理的制度保障,导致大学自身缺乏改革的积极性,民主管理的缺失又使大学对师生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

  解决我国大学文化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大学教育实践的负面影响,对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转变我国大学发展过程中的功利化观念,建立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要求的科学和谐的大学文化,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变大学人的观念,加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改革大学考核模式,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加强大学文化建设。

  我国学者吴康宁教授认为:“文化对教育的影响虽然无所不在,但其直接作用对象主要只是教育的深层的价值取向层面。文化对教育的组织、制度乃至物质等其他层面的影响都必须以其对教育取向的影响为中介。”[12]教育的价值取向实质上是教育人的价值取向,解决大学文化存在的问题,需要涉及大学方方面面的群体都能从国家发展要求出发,主动转变自身的价值观念,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尊重大学发展规律、人才培养规律和科学研究规律,按照教育规律办大学,而不是追求即时的政绩,如此才能建立起真正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系统的优良大学文化,进而促进大学良性发展。

  现代大学制度是指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治理大学的制度体系。大学作为学术组织,有其自身组织特性、发展规律和管理方式,大学必须按照学术组织的特质进行管理。通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可以明确界定大学利益各方的权力边界和各自的义务,确立大学自身办学的主体地位,确立教学科研人员的主体地位,树立起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教育理念,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学术竞争环境,形成鼓励人才培养创新、学术创新和积极探索真理的健康教育和学术氛围,引导大学按照自身学术组织性质去发展和创新,逐步解决办学功利化这一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这也是政府、社会和大学的共识。在推进建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避免和克服学术评价过度量化的倾向,遵循规律,引导学术生态良性循环,促进学术生态环境优化。同时,建立权力实施监督制度,尤其要关注和重视制定落实大学章程的制度细则的建设和完善,如此才不至于制度制定后束之高阁现象的发生,保障学术生态系统具有自治的能力和保持对胁迫的恢复力,形成平衡的学术生态系统,促进学术创新,为改进大学文化提供制度保障。

  除了从转变人的价值观念和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入手来解决大学办学过程中存在的功利化办学观念及其对教育实践的不良影响外。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考核大学管理者政绩时,应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吸收先进的考核价值观和考核办法,从促进大学不断提高教育质量、研究质量和办学水平的目的出发,采用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的考核标准体系,帮助大学查找教育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影响质量提高和科研创新的问题,使大学管理者能够安心设计和实施长期的教育创新计划,而不是将考核结果作为奖惩大学管理者短期施政的依据,从而为建设和谐的大学文化创造环境和条件,避免功利化的短期办学行为,为形成优秀的大学文化观念提供外部环境保障。

  解决我国大学文化中存在的问题,是一项紧迫而又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做长期努力。其基本出发点,应该是根据我国国情,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从整体上进行建设。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为指导,结合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特征,从创新性、民族性、开放性、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入手,追求卓越、科学发展的大学文化发展理念。通过细致的实际工作,不断创新大学精神,建立和谐发展理念的大学文化体系,为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作出贡献,发挥大学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郭德红李论刘钾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2013年度规划项目“大学促进文化强国建设实践的国际比较研究”(课题批准号:13JYB031)的研究成果之一

  [5][6]别敦荣.大学教学方法创新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4):95-101.

  [7][11]郭德红.现代大学制度与学术生态系统平衡[N].中国科学报,2012-01-11.

  [8]曹洪军,邹放鸣.对中国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反思[J].现代教育管理,2012(02):16-18.

  [9]朱庆葆,王永义.大学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N].中国教育报,2009-02-16.

  [10]赵敏.大学管理文化的反思与创新[J].教育研究,2004(07):60-65.

  [12]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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