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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半月谈》第21期: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归档日期:07-12       文本归类:工作数据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11月5日在上海举行,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持续扩大开放的决心和信心。这是世界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博览会,被外界称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一大“创举”。

  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要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要扩大在电信、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开放,进一步下调部分日用消费品、汽车等的进口关税。中国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中国开放的大门之所以会越开越大,是因为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这已被中国40年来的发展历程证明。

  40年来,正是由于中国始终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深度参与到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中,经济才获得了快速发展,不断攀上新台阶。据统计,按可比价格计算,中国2017年的经济总量是1978年的34.5倍;经济结构持续优化;2017年的外贸总额比1978年增长了198.6倍;今年上半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逆势增长6%,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目前,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折。这一切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改革开放这个基本国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经济金融稳定,赢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赞誉,奠定了人民币新兴世界强势货币的地位。2008年,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重大贡献。据统计,2013年至201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压舱石和动力源。2016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市场。“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是让中国改革开放释放的红利惠及世界。

  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更加复杂,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更多。从国际环境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体制受到严峻挑战;从国内环境看,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产能过剩、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等挑战需要应对。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使中国经济顺利转上高质量增长轨道,需要中国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深融入全球化进程。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

  作为全球化的积极支持者和受益者,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历史时刻,中国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立场坚定地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要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维护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诺言,展示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习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提出的具体开放举措,包括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等,进一步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由此可见,中国的持续扩大开放,是在认真判读国际国内环境、审视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成就与问题的基础上,主动实施的发展策略,是符合未来发展需求和自身利益的自主开放。目前,中国对外开放已经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从倾全力吸引外资到更注重改善营商环境;从出口导向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使开放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加速。未来,中国必将继续做多边贸易体系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当然,扩大对外开放绝不应该、也不会以牺牲国家利益、损害人民利益为代价,也绝不会畏惧他国的“霸凌主义”,中国会继续根据自身的主张、诉求和节奏,持续扩大开放,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11月1日,中央召开的一场高规格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备受关注。针对当前经济形势严峻背景下,部分民营企业对形势认识不清、信心不足、焦虑感上升等问题,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开诚布公,向民营企业家解疑释惑,“怎么看、怎么办”娓娓道来,给民企吃下了定心丸。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不少民营企业经营困难,这成为一段时间的社会热点话题。而此时社会上也出现一些杂音:“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这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让不少民营企业主更产生了思想困惑。

  对此,习总书记直言:“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听、不要信!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习总书记充分肯定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习总书记说,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非相互排斥、相互抵消,并重申“三个没有变”: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本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一大重点,在于引导民营企业家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客观看待问题,理性分析现实,提振发展信心。

  习总书记将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概括为 “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他指出,这“三座大山”是多重矛盾问题碰头的结果:一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二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结果;三是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结果。

  对于第三点,习总书记坦承,近年来,我们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实不好、效果不彰。这里面既有落实中认识不到位、政策有偏差的问题;也有调研不够、考虑不周带来的问题;还有政策不协调,或是工作方式简单,导致一些好政策产生反作用的问题。

  当然,民营经济遇到困难也有企业自身的原因。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部分民营企业经营比较粗放,热衷于铺摊子、上规模,负债过高,在环保、社保、质量、安全、信用等方面存在不规范、不稳健甚至不合规合法的问题,在加强监管执法的背景下必然会面临很大压力。

  习总书记说,应该承认,当前一些民营经济遇到的困难是现实的,甚至相当严峻,必须高度重视。同时,他更为民营企业鼓气:“这些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一定能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心结打开了,问题说透了,政策利好有哪些?这次中央毫不含糊,“实打实”在六个方面发力,包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如提到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时,“实质性降低”“实质性减税”“实质性下降”,这些词反复出现。这就要求政府切实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获得感,而不能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让减税降负流于空话。

  又如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老大难问题,习总书记要求,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具体而言,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将通过改革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扩大金融市场准入、采取特殊救助措施等方式支持民营企业。

  再如,在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方面,民企过去总是背负“原罪论”的包袱。习总书记特别指出,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可以说,这些举措样样是瞄准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难点痛点,瞄准民营企业家的“身体负担”和思想负担,以最大的诚意支持和鼓励民企发展。

  乱占农田建厂、侵占集体财产、殴打恐吓村民、骗取退税款10多年来,江苏省泰兴市滨江镇翻身村原支书刘幸福让不少村民深感不幸福。多名村民、知情人常年举报刘幸福违法事实,但遭到打压。

  半月谈记者在滨江镇翻身村东南处看到,由刘幸福实际控制的幸福集团围墙高筑,厂内亭台楼阁一应俱全,厂周边是农田和村庄。近年来,翻身村及邻村芦碾村多名村民实名举报刘幸福涉嫌以租代征,在租赁的农田上建设永久性非农建筑,改变土地农业用途性质。

  滨江镇国土分局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幸福集团厂区是从1982年到2011年不断扩建而成,总共占地84.03亩。其中,36.95亩办有土地使用权证,26.57亩为1982年至1985年历史沿用村集体土地,20.51亩未批先建,违反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规定。

  泰兴市国土局已对20.51亩未批先建行为进行了查处,但拆除面临困难。“由于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国土部门又没有强制执行权,故向泰州市高新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负责人说,他们多次动员刘幸福履行处罚决定和法院裁定,但当事人迟迟不主动拆除。

  2015年,翻身村村民徐金华起诉翻身村村委会,要求依法解除村委会与其签订的租用土地协议,将其出租的1.872亩土地恢复原状后依法返还。

  据介绍,该土地是2011年5月,刘幸福因办厂需要,以翻身村村委会名义与相关村民签订的租用土地协议中,所租用的土地中的一部分。受理法院泰兴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涉案土地租赁协议虽系双方真实意愿,但改变了土地的农业用途,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和土地农业用途的强制性规定。

  据不完全统计,现有20多户村民要求实际承租人刘幸福退租返还土地,共涉及40多亩。有10多户村民准备起诉,他们的情况与徐金华相似。而这与泰兴市国土局认定的只有20.51亩属于未批先建相矛盾。

  依据相关土地批复文件,刘幸福实际承租的土地每年需以每平方米5元的价格向村集体支付租金。然而多名村民反映,相应土地租金一直未缴纳,若扣除6.55亩国有土地,按照77亩计算,10年需支付租金250多万元。

  翻身村和芦碾村多名村民向调查人员举报称,刘幸福在担任翻身村支部书记期间,不仅欠缴村集体租金,还利用职务便利,把村集体资金变成个人“提款机”,用于支付村民的土地租金以及幸福集团的其他支出。

  “他让村里开票支付300元一亩租金,自己支付剩下的200元一亩,这些在村委会都有据可查。”1999年至2012年担任翻身村党支部副书记和经联社主任的戴森林向调查人员说,刘幸福租用翻身村的土地大部分都由其经办。

  据知情人士透露,2003年刘幸福所属企业窃取用电达60万元,后来法院判决刘幸福补缴电费和罚款。“供电公司当时急于在翻身村建一个220千伏变电站,时任村支部书记的刘幸福带领一帮人阻碍施工,供电公司未敢深究,最后他连罚款都未交齐。”

  调查人员进一步发现,刘幸福在办理农业用地转为工业用地手续时,是以发展村集体经济名义申请,且以村委会名义与村民签订土地租用协议,利用村集体资金支付部分土地租金。但实际上,刘幸福所办的企业所得全为其个人所有。

  多名村民反映,刘幸福曾多次组织人手非法拘禁、殴打恐吓与其产生纠纷的百姓。

  “他指派人扣押我们工人行李,不让工人离开,用汽油烧行李。大夏天把我们厂长和一名管理人员关在锅炉房里蒸烤。”2006年,泰州靖江人顾某租用刘幸福厂房办服装厂,因想提前解除租赁协议,与刘幸福发生纠纷。刘幸福要求顾某支付一年30万元租金作为补偿,并派人以非法拘禁、虐待工人等方式逼迫顾某满足其要求。

  据参与拘禁的一个看押人员介绍,当地派出所曾立案调查此事,对具体参与拘禁的人员作出了行政拘留处罚。

  2017年9月,徐金华向泰兴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退还租用给刘幸福厂区的土地。当月17日,该院执行局法官闻捷与徐金华一道来到翻身村委会,调查了解被执行人情况。

  因刘幸福为实际承租方,被法官叫到村委会问询。双方因言语冲突,刘幸福当着执行法官的面,当众殴打徐金华并恐吓“要是敢回家,就打死你!”

  当日,徐金华在回家的路上,刘幸福纠集8个社会人员对其进行殴打,并设置路障阻断其回家的路。至今徐金华因害怕刘幸福打击报复,租住躲避在其他地方。

  多名村民反映,对刘幸福的所作作为,村民常年举报投诉未果,且不断被刘幸福雇佣的社会人员恐吓殴打。他们呼吁相关部门打击“村霸”,让翻身村村民早日“翻身”。

  刘幸福的一个亲戚张某向调查人员提供的一份送礼清单显示,刘幸福曾多次宴请多个系统的基层官员,并赠送茅台酒、天叶香烟、高档茶叶等礼物。

  “刘幸福实际控制的泰兴市东方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在2016年和2017年由于延迟缴纳税款等违规原因,纳税信用等级原本为C,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但该企业通过贿赂相关官员,将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调至A。2016年和2017年两个年度累计骗取退税款近500万元。”张某说。

  10月25日,半月谈记者再次来到翻身村,看到幸福集团厂区西侧已有部分违法建筑被拆除,破碎机正在破碎硬化路面。据滨江镇国土分局负责人介绍,他们已组织城管部门拆除了2000多平米的违法建筑,拆完之后会按规定复垦。泰兴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徐金华案所涉地块其中一处上已盖了办公楼,目前拆除退地面临困难。

  半月谈记者从泰州市公安局了解到,针对村民反映的刘幸福非法占地、侵吞集体资产、窃取国家资产、非法拘禁工人、殴打恐吓村民等行为已立案调查。泰州市纪检监察部门也已调查询问举报所涉人员。

  长期研究基层治理的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付启章表示,“村霸”长时间为害一方,折射出村民自治制度在一些地方形同虚设,少数党支部甚至异化为支部书记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获取私利的工具。当自治机制失灵导致村民被迫实名举报以争取正当权利时,上级有关部门理应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如受利益输送影响,采取“安抚性”“宽松式”执法,必然助长“村霸”气焰。

  “村霸”嚣张,对于一方百姓的平安感和幸福感都是一种杀伤。付启章认为,必须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在党的领导下让村民真正“翻身”成为主人;同时,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挖基层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严查背后的腐败问题。只有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村民才能真正过上幸福生活。

  中东国家与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随着10月22日至30日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和阿联酋展开访问,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再次迈上新的台阶。

  王岐山在访问以色列期间,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同主持了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第四次会议。自去年中以宣布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后,双方创新合作全面提速。

  以色列是全球重要的研发中心,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大数据、水处理、精细农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目前,以色列高技术产业的初创公司数量超过6000家,跨国公司在以色列投资成立的研发中心超过350个。

  中国在以投资总额目前已超过了70亿美元,其中创新领域的投资近年显著增多,涵盖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高端制造等多个领域。华为、联想、小米等一批中国企业也已在以设立研发中心,中以高科技领域合作闪亮耀眼。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人员多伦埃拉表示,中国正不断加大在以色列生物技术、农业科技等领域的投资,食品安全和水安全等也成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重要领域。

  以华传媒中心创始人兼主任亚历山大佩乌兹讷表示,以中创新合作潜力巨大,通过合作,两国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还可以为携手走向世界市场创造条件。

  中国与中东国家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在沙特、阿联酋、埃及等中东国家均有中国参与的在建或已经建成的大型项目。

  位于埃及苏伊士省苏赫奈泉港的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国政府批准的第二批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由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泰达目前正在开发苏伊士运河经济区7.23平方公里的区域。在经贸区的中国巨石埃及公司是著名的玻璃纤维制造商,是中国在埃及最大的生产项目,落户经贸区后一举将埃及提升为世界主要的玻璃纤维生产国和出口国,并为当地创造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阿联酋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一系列成果。2016年6月,中国哈电集团和丝路基金以投资方身份参与中东地区首个清洁煤发电项目;2017年2月,晶科能源与日本企业联合体中标阿布扎比光伏发电项目;同在当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赢得阿联酋阿布扎比陆上石油区块12%、为期40年的权益。

  在沙特阿拉伯,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承建的麦加轻轨于今年朝觐期间安全运送250万人次。在2010年至2014年的5年运营中,麦加轻轨累计运送逾1500万人次,从未发生事故。2015年,中国铁建将麦加轻轨移交给沙特政府。今年,沙特政府再次将轻轨运营合同授予中国铁建。

  在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一条长37公里的水渠穿城而过。吉达曾饱受暴雨袭击,为避免洪灾悲剧重演,时任国王阿卜杜拉指示当地政府建设一个可抵御重大洪灾的防洪系统。2013年,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标这一项目,仅用9个月时间就高质量完成了工程。2014年吉达防洪项目交付验收后,当年就经受住两场特大暴雨考验,让吉达平安度过了雨季。

  中国在国际合作中强调双赢,受到中东国家普遍认可,这也是中东国家希望与中国合作的重要原因。

  在能源领域,中国上海电气和东方电气组成的联营体将与埃及公司合作,在红海边的哈姆拉韦因地区修建一个发电厂,总投资额达44亿美元。该发电厂设计总装机容量6000兆瓦,预计6年内建成,建成后将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发电厂。

  新能源汽车是可再生能源应用的一大亮点。中国企业艾康尼克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将与阿联酋马斯达尔生态城共同开发5级自动驾驶概念车,并计划在2020年迪拜世博会期间投入使用。

  “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我相信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双赢合作的势头将只增不减。”阿拉伯投资联盟秘书长贾迈勒巴尤米说,除了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互相支持外,阿拉伯国家也是中国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投资对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专家艾哈迈德甘迪勒表示,中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中扮演关键角色,中国发展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因此阿拉伯国家愿意与中国加强关系。甘迪勒说:“近年来,双边关系和文化交往不断升温,阿拉伯国家学中文的学生越来越多,我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充满信心。”

  基层干部中有一个特殊群体,人称“三错”干部犯了错、认了错、被诬告有错干部的统称。这样的干部会不会背上卸不下的包袱?他们干事的热情还足吗?干事的机会还有吗?带着这样的问题,半月谈记者走进“三错”干部群体,听听他们在想些啥,盼些啥。

  近日,川中某县科级干部江文(化名)因工作成绩突出被提拔重用,在当地竟引发了一场热议。原来,江文是个犯错干部。3年前,由于所在部门虚报统计数据,他作为分管领导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江文并非个案。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犯错干部能“二次上岗”,甚至提拔重用?这是基层面临的一个难题。

  四川某县纪委书记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基层许多地方在重新启用犯错干部时,常陷入既无相应政策依据,还要承担这类干部再次犯错风险的窘境。“重新提拔任用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阻力是多重的。一些干部群众会质疑,这个人受过处分,组织上还继续用,是否说明处分给得不够严肃?”

  如何避免“带病提拔使用”,又可让治愈的“病树”顺利“归林”,曾是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村级党组织换届时不得不解决的问题。2016年,旌阳区在筹备换届时发现,超过一半的村干部受过处分,如果全部“弃之不用”,村(社区)干部将面临“青黄不接”的情况。

  “由此,旌阳区开始尝试回归森林计划。”旌阳区委组织部长古春芳说,换届时,为受过处分但工作得力的村干部安排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认定程序。首先,这部分人是仅受到警告或严重警告且影响期满的同志;其次,他们认识到错误并加以改正,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取得大家的信任;最后,组织为他们设置了实际考察、群众座谈和公示等六道“复核关卡”。

  此外,旌阳区探索制定党内法规,对受处分党员干部的重新启用在制度上作出安排,进而形成一套正向激励党员干部改正错误、自觉接受监督的纠错办法。容错免责的9种具体情形、6项实施程序、5类处置方式一条条都规定得清清楚楚。

  多名受访的基层纪检监察干部表示,医生在病人出院前都会为其留下医嘱、约定复诊安排。纪委作为“政治医院”,理应更妥善地关心受处分干部,做好他们的“术后康复”工作,使他们可以安心在思想、生活、工作上全方位“回归”。

  “去纪委交代问题的时候,本来20分钟的路程感觉走了好久好久。”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库楼湾村文书段振胜回忆时不胜唏嘘,“路边的风景好像都没了颜色。”

  段振胜由于冒领了村民的粮食直补款,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今年鼓起勇气主动向纪委“认了错”。当地纪委考虑他主动交代问题且影响较小,给予书面诫勉的处理。“我现在感到非常轻松,否则长期这样下去我肯定要抑郁。”段振胜说,现在他在工作中更加注意各项纪律规定,有拿捏不准的政策都要咨询清楚。

  类似段振胜这样的认错干部在基层不算少数。据统计,自今年四川省启动集中整治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问题以来,已有2万多人主动向当地纪检监察机关说清问题。也许许多人会怀疑:他们交代问题时会不会有所隐瞒?

  在受访的主动认错干部中,绝大部分人表示,主动迈出这一步,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有所隐瞒,还是过不了心里那道坎,最后自己可能会受不了。”川中一位主动交代违纪行为的基层干部说。

  事实上,为保证认错的效果,各地均采取了制度化手段。四川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主动说清问题的干部,综合考量性质情节、后果影响等因素,分类甄别处置,依纪依法从宽处理;对限期内未主动说清问题,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避重就轻、欺骗组织的干部,一经查实,则严肃处理。

  卸下“包袱”的干部,接下来的道路走得怎样?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不少认错干部展现了良好的工作状态。

  “我现在经常拿自己的例子来教育职工,警醒干部。”遂宁市大英县天保镇镇长蒋华红说,在大英县蓬莱镇副镇长任上的他,曾于乔迁新居时收取了企业的礼金。回想起来,“拿了人家手软”,蒋华红那一阵有时候常常半夜睡不着,“只要见到纪委的同志,心里就十分忐忑”。

  2016年,蒋华红主动到县纪委“认错”并坦白问题,纪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蒋华红警告处分。此后,因为综合表现出众,群众认可度高,2018年2月26日,蒋华红被确定为天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蒋华红说,如果当时再不向纪委说明情况,或许哪一天真会出大事。

  为被诬告有错的干部正名,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心声。正名究竟应如何在还干部清白基础上,实现对他们的正向激励?基层纪检干部认为,这首先需要纪委监委发挥担当精神。

  前不久,四川省委第九巡视组曾收到一封举报信,信中实名举报攀枝花市东区向阳村街道办事处主任李勇辱骂群众等违纪线索。接到信访交办函后,东区纪委监委第一时间成立专项调查小组,事件真相很快被还原。

  举报人因其房屋未被纳入棚改计划,忿而到向阳村街道办“讨说法”。在接访过程中,面对情绪激动的来访群众无端谩骂,李勇始终保持冷静克制,期间未发生任何违纪违规行为。不成想,“讨要说法”不成的举报人随后对李勇进行不实举报。

  得知情况,东区纪委监委随即专门召开澄清说明座谈会,令李勇感动不已:“今后我将更加努力,继续为群众干实事、办好事。”

  “我们要敢于发声,旗帜鲜明地为干实事者担当。”攀枝花市东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何峻峰说,截至今年上半年,东区纪委通过召开专题澄清会、出具书面说明书、向党组织进行通报等方式,为受到错告、诬告的19名党员干部予以澄清,及时消除不实举报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川省中江县纪委书记袁朝宇指出,目前需要纪委“撑腰”的干部,其实分两类:一类是信任组织,自身过硬,不怕审查,期待及早正名;另一类则是自身还是有些小错误,这样的干部有时并不敢把意见公开说出来。“这就需要纪检部门敢担当,让干部能安心讲出心里话。”

  此外,受访的基层干部表示,被诬告干部的正名诉求其实也有区别,有的希望在正式场合大范围内得以正名,有的则希望在小范围或纪委系统内正名就可以了。纪委在实际工作中应更加讲究方式方法,照顾干部情绪实际。

  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问责已成为约束权力责任的重要手段。然而,一些问责或多或少正在走样。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有的地方简单以问责数量衡量整治效果,有的部门为了凑数只好挖空心思“泛化问责”,最终造成基层干部“躺枪”。凑数式问责背后心态多样,有的为“拼凑政绩”,有的是“捏软柿子”,有的为“息事宁人”,有的是“敷衍塞责”,其本质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每年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有考核要求和任务,完成不了就要被列为工作落后典型。在问责数量上,有的地方感觉偏少,只好想方设法凑数,比如把不属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的事项统计在内,本来问责范围只需到乡镇一级偏要扩大至村民小组。

  “某镇有9个村,基本上每个村都被上级以及本级纪委问责过,村干部免职的免职,辞职的辞职。”中部某镇干部说,一些涉及村干部的轻微违纪问题,本可以批评教育,但还是给予了党纪处分,目的就是为了凑数,以完成目标任务。“某村民小组长按村支书要求办事,在村支书因此事受处分后,乡镇纪检原本计划对小组长诫勉谈话,后来考虑到处分指标没完成,最终给了警告处分。”

  无独有偶,一位街道办纪委书记透露,他一年被要求办5个案子,但街道层面几乎查不出“大问题”,只好到处寻找“小线索”。“哪个社区普通党员被查到赌博,我们就追加一个小处分,既完成了任务,也不得罪人。”

  南方某城市,一个审批事项从科员到科长,再到分管副局长和局长都有呈批签字,雇员只是把事项录入系统。不巧,审批出了问题,追责时为了凑数,只好把雇员推出来。

  山西部分教师放假后AA制聚餐被批评,湖南某教育局办公室有零食被通报,河南某医护人员丢弃半个馒头被通报为“四风”表现......凑数式问责不少具有小题大做、吹毛求疵的特征。

  更有甚者,一些部门为了避免被凑数式问责,只好在考核期限之前搞“突击执法”或“钓鱼执法”,完成了数量才不会被上级部门问责。这一类现象在公安、工商部门比较普遍。一位公务员举例说,往往到了年底,交警就频频上路拦电动自行车,以免任务没完成被问责。

  本是正风肃纪的问责,为何会出现凑数现象?半月谈记者梳理发现,背后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心态多样。

  “拼凑政绩”心态,以问责“走量”彰显“作为”。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各地各部门加强了执纪督查。但是一些部门和领导干部,却把“问责数量”简单当做“执纪成果”向上级汇报,以证明自己“积极作为”。在这种心态下,对“八项规定”执行采取“沾边政策”,不管问题大小都往问责方向去靠,随意将问责标准扩大化。

  一些地方和部门对落实“两个责任”仍停留在表面,客观上造成了查处问题时的“选择性问责”现象:只问责基层部门不问责上级部门,只问责弱势部门不问责强势部门。关键一点是,问责下级干部时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以致很多时候拿基层干部来凑数。

  “息事宁人”心态,以快速问责安抚负面情绪。一些地方在出现影响稳定的突发事件特别是丑事后,为了尽快平息汹涌的舆情、维护地方稳定,不经仔细调查就对相关部门和人员上纲上线,一律从快从严拿出问责措施。当问责过程遭到当事人质疑时,上级领导就出面做工作,劝说“以大局为重”。

  “敷衍塞责”心态,以轻微问责掩盖严重问题。出于利益勾结的考虑,一些部门在查处有关问题时,面对强势部门,为了帮助违法违纪者逃避或减轻责任,浑水摸鱼,暗度陈仓,将轻微的问责泛化,用小问责来凑数,掩盖其背后隐藏的大问题。有的地方甚至搞阳奉阴违,问责文件不对外发布或者控制知情范围。

  在问责中无限泛化,不仅乱了纲纪,也会伤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心,特别是基层干部“有苦说不出”。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中部某镇因为把村干部成片问责,最后造成村里基本工作难以运转。凑数式问责的实质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问责是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是查处违法乱纪行为的严肃手段。为了凑数,随意伸缩问责标准、甚至交易问责数量,必将严重损害党纪国法的权威性,降低党委政府的公信力,是一种权力滥用的官僚做法。同时,凑数式问责还会助长官官相护的风气,让真正的违法乱纪者逃避惩罚。

  客观、公正是执法执纪的基本准则,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的问责,会让规矩和纪律缺乏约束力,从而让从严治党流于形式。为了问责而凑数,做做样子、小题大做、糊弄百姓,会极大助长歪风邪气,长久下去问责就会变成“空架子”。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学平等专家认为,凑数式的敷衍问责后患无穷,亟待严厉整治。

  第一,构建明确、清晰的责权体系,取消问责的数量和任务指标。哪一级管什么事、承担什么责任都要明晰,如此一来问责才有依据。在具体问责时,要依据问责标准实事求是,不能放松也不能扩大,不能给问责下数量指标,要结合当地实际“精准问责”,同时厘清党纪国法的边界。

  第二,构建对问责程序的监督体系。问责谁、问责依据、问责程度要向社会公开,引入公众和媒体监督。不能层层加压,人为泛化。如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凑数式问责行为,必须严肃打击和处罚。

  第三,培育正确的政绩观,改进工作作风。问责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不应简单成为衡量工作业绩的标准。执法执纪的关键在于平时的严格监管,应当恪尽职守,让问责成常态而不是运动,更不能随便任性。

  第四,强化“一把尺子”意识,对任何部门、任何级别一视同仁,不能动辄拿基层干部当“替罪羊”。面对强势部门时要勇于亮剑、果断出击,维护党纪国法,顺应民意民心。只有撕下面子不办“人情案”、顶住压力不办“关系案”,才不会盲目凑数,乱打板子。

  家庭与学校,是两个最能左右孩子成长的场所;家长与教师,是两个最能影响孩子成才的群体。但近年来,本应协作共进的家校关系却屡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甚至成为引发社会舆情的导火索。

  家校关系怎么了、怎么处?已成为一道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在寻求答案的道路上,山东济南舜耕小学已探索了10年。

  9月1日是新学期报到日,不少小学周边被送孩子的家长围得水泄不通。济南舜耕小学却有一群人,主动沿着校门前的人行道拉起一条分隔线。还有人佩戴着红色绶带,引导学童步入校园。他们便是舜耕小学“家长护卫队”的成员。

  在这里,每到上下学的时间段,都有这样的家长志愿者义务执勤,维护校园秩序、保障学生安全。这一特色制度已成为令其他社区羡慕的风景线。

  与之类似,舜耕小学的家校合作项目还有很多。比如为增强父亲的教育存在感,学校组织了“爸爸俱乐部”;为让女性家长发挥更大作用,学校建立了“辣妈联盟”。学校的家长委员会,名字也与众不同,叫做“舜友联合会”。

  一个“友”字,点出了舜耕小学家校关系的核心要义。这也是校长胡爱红从教32年来形成的心得。

  “我1986年参加工作,接手的第一个班就是高年级的毕业班,家长大多是60后。”在胡爱红看来,每一代家长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标签。比如“60后”家长,普遍对教师、学校怀有敬畏心理,高度配合学校各项工作;“70”后家长,开始有了家校对话的渴望,但反映自身诉求的方式方法还比较含蓄;“80后”家长在家校关系中,表现得更为强势,并更在意个体的感受。

  家长在变,学校在变,社会对教育的诉求在变。胡爱红也从年轻教师成长为教育管理者。但她认为,无论外部条件如何变化,只有家校合作、家校合育,才能实现教育效果的最优化,达到双赢效果。

  有的孩子患有多动症,上课时在教室里跑来跑去。束手无策的家长提出,要暂时放下本职工作,到课堂上陪读一个学期,询问学校是否同意。

  有的孩子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后向父母转述遭遇。家长当着孩子的面,指责老师的种种不是。孩子又把家长的话,带到学校,造成更大的不愉快。

  有的孩子调皮捣蛋,为观察火焰颜色在实验室里偷点蜡烛、为满足好奇心摆弄校园灭火器。家长与学校沟通,却以摆谱、显示自己人际关系广泛开场

  作为一校之长,这些都是胡爱红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案例。一个孩子与一群孩子的正当权益如何平衡,家庭与学校的分寸如何把握,家长与教师的交流如何畅通,都是一线教育工作者需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一个措施不妥、一个细节失察,都可能埋下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我给家长说,咱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孩子更好地发展。作为育人成才的职业,专业的教师应当被给予更多信任。”胡爱红说。

  教育更需要的是具体事例的处置措施,而不是张口即来的道理原则。在与家长交流中,胡爱红经常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比如,建议在职场打拼的家长,尽力多留出时间、空间,参与到孩子的成长中;鼓励班主任将一些班级管理岗位,交由所谓“调皮鬼”,来唤醒孩子对规范的意识。

  多年走来,许多初次见面就针锋相对的家长与胡爱红成了要好的朋友。一些曾令教师、同学头疼不已的“淘气包”,懂了规矩、知了分寸,更保有了好奇、求知、活泼的天性。

  “不同的角色,相同的责任”,这是2013年舜耕小学第三届“家长节”的活动主题,也代表了胡爱红对家校关系的看法。

  “我认为,对孩子来说,家庭与学校要成为两股汩汩流动的活水,共同汇入立德树人的池塘中。”胡爱红说,家校之间没有多少大事,但就是一件件小事、一次次相处彰显着教育的情怀与温度。

  “聚焦每个家庭、成就每个学生,形成同心同德、同行同育的优质教育生态,进而形成有温度、有情怀、互融共生的生态教育共同体。”胡爱红这样形容她心中理想的家校关系图景。

  在此理念指导下,舜耕小学实施以儿童为中心的浸润德育、耕读课程、互学课堂、蝶变计划和家校合作,全力打造环绕儿童的微生态环境,构建支持儿童成长的“学校、家庭、社会”三圈层生态圈。

  如今在舜耕小学,家委会开设的“家长学校”受到家长们的广泛欢迎,家长们可以在此了解“当下我们如何做家长”“爸爸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如何有效防止您的孩子沉迷网络”等。

  国务院扶贫办10月17日宣布,陕西延长县等85个贫困县(市、区)达到脱贫标准。这是我国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第四批宣布脱贫摘帽的贫困县。至此,我国已有153个县(市、区)摘掉了贫困帽。

  “摘帽”,是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的重要标志。半月谈记者近期在去年“摘帽”的地区走访发现,身处脱贫攻坚第一线的扶贫干部仍然保持了较好的精神状态,没有懈怠;基层扶贫资金投入力度未减,继续强化产业扶贫带动,积极巩固脱贫成效;一些地方还探索新方式新途径,完善扶贫开发长效机制。

  “脱贫摘帽之后,基层干部压力更大了。”江西省吉安县永阳镇江南村书记胡乾元刚在村里井冈蜜柚基地忙活了一上午,“大家都指望带着他们过得更好哩,不敢闲下来呀。”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摘帽”后,不少扶贫干部没有松劲,继续以饱满热情投入扶贫工作。

  去年11月,重庆市武隆区正式脱贫“摘帽”,全区贫困发生率从14.8%下降到1.24%,脱贫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215元增长到7663元。武隆区文复苗族土家族乡扶贫专干胡奎说,之前脱贫工作主要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的“刚性”目标,脱贫“摘帽”后,工作重点转向高质量脱贫,从精神层面上激活贫困户内生动力,实际上要求更高、任务更重。

  26岁的武隆区白马镇杨柳村钱逃生经过近一年的驻村扶贫工作,得到了村民们的信任,老百姓有困难都愿意找他帮忙。“老百姓很尊重我,尽管工作有时很累,但是当我看到每年贫困户的家里都有些新变化,就有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感。”钱逃生说。

  “脱贫工作仍然需要我。”河北省海兴县脱贫摘帽后,高湾镇苗庄村、驻村工作队长白景春的家人盼望他能够回沧州工作,但他说服家人,留下来巩固该村脱贫成果。

  武隆区羊角镇艳山红村游四海从去年12月底驻村以来,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武隆区副区长刘朝煜今年多次到他结对帮扶的艳山红村走访调研。他说,现在许多基层扶贫干部实干苦干、工作有劲头,正在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截至2017年底,“摘帽”的海兴县还有贫困村6个,贫困人口749户、1743人,贫困发生率0.89%。今年以来,海兴县实施了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旅游等11个脱贫巩固提升工程项目。目前,全县实现剩余的6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150人脱贫,贫困发生率进一步降低。

  扶贫电站覆盖所有贫困户,光伏扶贫提供稳定分红,电子商务带来工作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产业在巩固脱贫成效、提升群众发展生活水平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河北南皮县把发展畜禽养殖、设施蔬菜、食用菌等“一村一品”农业特色产业,作为巩固脱贫成果的根本之策。冯家口镇玉田合作社致富带头人昝庆华告诉半月谈记者,通过扶贫大棚采取资金、技术、土地流转等方式辐射带动贫困户,每个贫困户的年收益在2万元以上。

  发展集体经济也是稳定脱贫的一个手段。武隆区羊角镇艳山红村过去是一个“空壳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只有2000多元房屋出租收入。村党总支书记钱代兵说,今年村里将全部200多户脱贫户以土地入股集体经济,发展花卉、垂钓、特色养殖等产业,集体经济收入增加近8万元,脱贫户人均增收3500多元。

  武隆区扶贫办副主任彭著波表示,“摘帽不摘政策”,武隆区产业扶持仍将持续。2018年,全区累计投入财政涉农资金5.29亿元,规划实施扶贫项目977个,目前已完工59个、开工583个。同时,武隆区持续开展贫困动态监测工作,今年上半年已提前干预防止新生贫困133户376人、防止返贫33户93人。

  吉安县浬田镇高坡村彭玉宁介绍说,脱贫摘帽后群众生活有了奔头,业余生活也丰富起来。“我们正在做方案准备表彰一批文明户、爱老户等优秀典型,让文明文化进到每户家里。”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在脱贫摘帽后,除了继续巩固脱贫成效和啃下最后的“硬骨头”,脱贫户的精神面貌成了基层干部新的关注点。

  “家种茭白几亩地,发家致富杠杠地!”吉安县组织县乡村三级宣讲团,用身边人讲身边事,小故事阐述大道理,开展三级书记讲百场、县委宣讲团讲百场、各级宣讲队入户讲百场“三百”宣讲,大力宣传精准扶贫政策及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创业典型事迹,营造勤劳致富、创业光荣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吉安县还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文化强县战略,在文化扶贫上下功夫。目前,全县307个村均设有文化活动中心,组建文艺队伍386支。

  武隆区则深入开展农村“公序良俗”建设,开办“新时代讲习所”“乡村道德讲堂”,培育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激发贫困乡村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游四海说,过去艳山红村卫生环境差,村民心不齐。今年以来,艳山红村大力实施“净化绿化亮化美化”工程,加强庭院整治,村民的生活环境大大改善。“现在生活环境好了,住着更舒服,我们也更有精气神。”村民罗林强说。

  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湖北沙洋县创造性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九久入户”工程,让核心价值观内容飞入千家万户,融入群众生活,推动乡风文明。

  今年初,沙洋县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九久入户”工程,最先以教育局、财政局、人社局、卫计局、司法局、农业局、畜牧局、食药监局、工商局等9个年年都要印发农村入户宣传资料的单位为主体,示范引导其他部门和乡镇在印制入户宣传资料时,同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印制在宣传资料显著位置。

  沙洋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宏银介绍,“九”既是实数也是虚数,指代参与的部门个数多;“久”代表长久,意味着这项工作需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

  随着“九久入户”工程不断延伸扩展,沙洋县各乡镇通过社区纳凉晚会、广场舞、“村村响”广播等,弘扬核心价值观,形成宣传大气候。

  沙洋县长刘克雄说,推行“九久入户”工程以来,全县已在200多万份入户宣传资料上,加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图文元素,在农村实现广覆盖,有效破解了缺资金、送达难、关注弱等难题,既不增加单位额外经费支出,也无须县财政资金专项投入,达到四两拨千斤效果。

  “各种宣传资料都印着核心价值观,村里广播也在天天播,村民们不断加深印象,逐渐入脑入心。现在村民之间和睦,基本上没发生吵架事件,村风民风越来越好。”黄场村党支部书记谢文华说。

  黄场村7组黄文新三兄弟,原打算在农历7月半请和尚做法事,为去世一周年的母亲超度魂灵。不过,村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队队员及时来到黄文新家宣传讲解,使他们放弃原计划,还省了一大笔钱。

  后港镇镇长郑军说,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有助于村民改变旧习陋习,树立乡风新文明。

  沙洋镇三峡土家族村自办的《平原三峡》报报头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十分醒目,除村务公开、扶贫项目建设外,还登载了法律知识、家风故事等内容,每月一期,村里免费发放到每家每户。

  村党支部书记杨祖安说,结合“九久入户”工程,村里设立孝德文化节,评选孝德模范,村里风气越来越好。目前,三峡土家族村已经被评为全国文明村,正全力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九久入户”工程注重知行合一,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户、十大最美农民、十大最美家庭、十大最美乡村等系列评选活动。好媳妇宋良红、孝女万亚琴等一批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典型人物脱颖而出,起到了“评出一人、引领一方”的好效果。

  杨宏银说,通过调研发现,与城镇相比,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短板问题突出,给封建迷信、黑恶势力滋生甚至是的传播提供了土壤。实施“九久入户”工程,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农村千家万户,很有必要,也能取得很好效果。

  沙洋镇党委宣传委员叶念念认为,“九久入户”工程是一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从诚信友善、移风易俗、敬老孝亲等为切入点,促进乡风文明转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占领思想阵地。

  湖北省改革办副主任陈世强调研认为,沙洋县“九久入户”工程,结合已有资料零成本印制,破解资金难题;结合原有渠道零负担入户,破解送达难题;结合农民关注的切身利益,破解阅读难题,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宣传教育效果好,易于复制,可大力推广。

  “九久入户工程促进农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有利于汇聚乡风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沙洋县委书记揭建平表示,在农村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宣传普及,到教育引导,再到实践养成,只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和推进,才能见到更明显效果。

  “中国竹子看浙江”,当人们叹服于《卧虎藏龙》取景地安吉“中国大竹海”的别样壮美时,少有人知道这背后凝聚着多少科研人员的心血。这些默默无闻的守护者,许多人的名字与一所大学紧密相连浙江农林大学。

  作为竹类资源大省,浙江拥有竹林面积88.1万公顷,竹业也成为浙江林业最具优势和潜力的支柱产业之一。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科技支撑和产业链配套,竹林经营效益不高,大部分农民守着竹林难致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浙江省安吉县,就曾面临这样的困局。作为设立全国首个竹类专门化方向的高校,浙江农林大学始终把安吉的困境放在心上,先后派出林学、森林保护等专业的几代师生上百余人,到安吉围绕竹子做文章。

  安吉县林业局教授级高工张培新至今依然清楚记得,几十年来,安吉毛竹栽培技术推广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浙江农林大学师生辛劳的身影。学校先后在安吉建起了毛竹现代科技园和竹类研究所,改造低产竹林、培育笋竹两用林有了高校科研智慧的源头活水,安吉开启了因竹而兴、因竹而富的新时代。

  据不完全统计,安吉毛竹现代科技园成立以后,已为当地农民增收超过1.2亿元;竹加工产业和以竹林为特色的旅游业、康养产业得以发展壮大;全球首个竹林碳汇试验示范区落户安吉,竹农们“卖空气”都能赚大钱。如今,安吉竹产业已成为一个总产值超过200亿元的产业集群,产品涵盖竹质结构材、竹装饰材料、竹日用品三大领域,5000多个品种,已经从中国走向世界。

  “多亏了浙江农林大学的支持,我们现在能将毛竹吃干榨尽,没有任何浪费,竹子里长出了安吉人的好日子啊!”曾长期担任安吉县林业局局长的兰林富说。

  以学校科研能力为支撑,浙江农林大学先后与浙江80多个县市区开展各种形式的校地科技合作。

  校地合作,什么因素最关键?无疑是人的因素。结合当地实际,浙江农林大学向开展合作的县市区派驻了各怀绝技的科研人员。学校现有69位省级个人特派员、18位团队特派员、1位法人特派员,先后在两浙大地69个乡镇开展科技服务,为26个欠发达县集体摘帽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派员的汗水凝聚成浙江农林大学引以为豪的“一县一故事”,“黄金牛”“山核桃的财神爷”等响当当的名号在浙江百姓口中流传开来。

  被誉为“黄金牛”的,是浙江农林大学动物学专业的周圻教授,他自2006年开始在金华市婺城区箬阳乡开展科技服务工作,积极利用青山草甸优势帮助当地农民养殖黄牛。在周圻的技术支持下,当地已建成6个黄牛生态养殖示范区、7个规模养殖场,年产优质杂交黄牛3000余头。

  从事山核桃研究的黄坚钦常年往返于学校和临安山核桃林地之间,被村民亲切地称为“山核桃的财神爷”。病虫害多一直是困扰山核桃栽培的头等难题,黄坚钦反复探索,成功研究出能够防治山核桃瘿蚊、山核桃食叶性害虫等病虫害的一整套“锦囊”,并将之无偿传授给农民。

  农业与食品科学学院的教授徐凯,在帮助种植户提高杨梅与猕猴桃栽培技术的同时,收获了许多沉甸甸的感动与信任。种植户遇到什么困惑难题,一定会第一时间向徐凯反映;徐凯开车下乡遇到山路,种植户午饭也顾不上吃便等在路口,为他当向导;种植户家里的新生儿起名字,一定要拉着他征求意见

  在服务地方绿色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浙江农林大学建起了一大批院士工作站、博士后流动站,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也先后落成。在此基础上,一个高质量的林业科技创新平台正在成形。

  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学校相关专家与行业主管部门一起总结出“一亩山万元钱”十大林业科技富民模式:铁皮石斛仿生栽培,雷竹、毛竹生态覆盖栽培,香榧、薄壳山核桃、甜柿高效生态栽培以精细工笔画出林业经营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一张蓝图。

  “一亩山万元钱我们林农看得懂、学得会、干得成,是真正能让林农致富的金钥匙。”嵊州市通源乡松明培村支部书记邢奇明说。

  “作为以生态性创业型大学为战略目标的高校,浙江农林大学一直要求专家教授把论文写在青山绿水间,把成果播撒在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大道上。”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周国模说,学校将继续加强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办学使命,为浙江乡村振兴贡献更多更鲜活的农林智慧。

  出差时带着亲妈、扛着两个娃,白天应对快节奏的工作,晚上喂奶带崽,工作“白加黑”;刚忙完工作上的事,回家扑面而来的就是喂小孩吃饭、换尿片、给孩子洗澡哄睡等家务;家里遇到突发状况时,跟单位请假的大部分是妈妈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一边工作,一边顾家,拼搏在职场和家庭两个“战场”的职场妈妈通常“压力山大”,亟须减压。

  “经常有人问我,兼顾家庭与事业是怎么做到的,我的回答是育儿、家庭两不误很难做到,只不过是每段时期的重心不一样而已,而且是以职场妈妈牺牲了自己大部分时间为代价。”这是一位二孩妈妈写在微信朋友圈里的话。

  育儿、工作两不误的职场女性被称为“超人妈妈”。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很多职场女性看上去事业和家庭双丰收,实际上她们负重前行,经常感到身心俱疲。一些职场女性特别是职场妈妈经常陷入三大困境。

  睡眠不足,身体常处于亚健康状态。受访的职场女性表示长期处于疲倦状态,事业与家庭平衡是难事,有时候为了工作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还得不到家人的理解,有时候为了孩子不得不丢下工作,又被领导批评。

  一位职场妈妈李蕊告诉半月谈记者,她孕期反应严重,一边开车,一边蓝牙电话与客户沟通,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时,来不及下车的她竟然一口吐在方向盘上,“红红绿绿沾了一身,路口执勤的交警都惊呆了”。在孩子3岁读幼儿园之前,她就在工作与育儿的“夹缝中求生存”,没有出去看过电影,更没有时间逛街,除了上班就是带娃,每天晚上能够睡满4个小时就“幸福得想哭”。

  心理压力大,情绪波动大。一些职场妈妈还面临产后肥胖、乳腺炎等问题,而夹在吸奶器和纸尿裤中的新晋妈妈根本顾不上自己,围着幼小的孩子打转,要学会处理婴儿黄疸、过敏、感冒、吐奶等问题,常感到心理压力大,如果缺乏家庭成员的支持,甚至产生焦虑、抑郁情绪。

  “工作和家庭两边不讨好,心理压力很大,会有要崩溃的感觉。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容易二字,我在一个人带孩子的时候体会太深了。” 33岁的职场妈妈李洁(化名)告诉半月谈记者。

  雷厉风行的她好不容易在长沙某国企升为人事经理,生育二孩休完产假重返职场时,却发现原本的职位早已被他人占据。由于对新岗位不适应,李洁在工作中常出差错,回到家中,两个孩子的养育问题都落到李洁身上,而丈夫也正值事业上升期,常年在外,对家庭很难顾及。这种焦虑、抑郁情绪越积越重,她一度到湖南省脑科医院看心理科医生寻求专业帮助。

  缺少家庭支持,常感力不从心。“为了在有限产假里多陪宝宝,怀孕后期我一直上班,直到预产期前几天,才提交了产假申请。胎儿太大,只能剖宫产,术后第二天,伤口痛得让人想自杀,但为了宝宝尽快吃上母乳,还是忍着痛翻身喂奶。可以说成家前我是假期到处浪、下班葛优躺、出门必化妆,有了孩子后是:肚上一道疤、衣服塞不下、成天在奶娃。”职场妈妈罗清平告诉半月谈记者。

  “现在很多女性走向社会,男性却难以回归家庭,所以很多职场女性一边赚钱一边养娃,相当于做双份工作,我老公每天到家累得都不说话,更别提照顾小孩了。”年轻妈妈陈燕说。

  生活与工作是两个频道,职场妈妈需要有迅速切换频道的能力。面对不同的评价体系,得不到认可,是职场妈妈普遍面临的问题。

  现代女性自我意识觉醒,需要在工作中获得和展现独立价值,而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也已不局限于“相夫教子”。一些职场女性表示,在工作上干出点成绩,不仅想成为孩子的榜样,也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维护自己的尊严。

  一些职场妈妈告诉半月谈记者,作为既要顾家又要养家的职场女性,不得不付出更多,甚至在孩子还小的时候牺牲掉自己几乎所有的娱乐时间。

  “每当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而忽略了孩子时,会有一种愧疚感,所以会尽量高效地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后,赶回家陪孩子。”罗清平说,她会给不懂事的孩子写信,希望孩子长大了能理解她:“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职场不负卿。妈妈很怕你以后会不跟我亲,怨我不陪你,请原谅妈妈。我希望你长大以后,能以妈妈为傲,我不想只做一个保姆,而更希望当你人生路上的引路人。”

  程英是一家大型企业的中层骨干,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的二宝现在半岁了,还在哺乳期,由于工作性质需要出差,她总要组成一支“6199部队”同行。程英说:“出差的时候带着妈、大宝和二宝,白天妈和娃在宾馆,晚上我给二宝喂奶,很辛苦,但坚持就是胜利。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就必须拼尽全力奔跑,让他看到妈妈努力的样子。”

  盼得到丈夫更多的支持。“我挣的钱和老公一样多,但家里有什么急事,都是我请假,他还说自己工作多苦多累,好像我不用工作似的。”一位职场女性吐槽说。半月谈记者发现,一些职场女性不仅要承担工作还要独自承担育儿责任,很多时候得不到丈夫的支持与理解,难免产生厌烦、焦虑等情绪。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教授程明建议,在面临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时,职场妈妈要学会改变思维方式,多关注积极正面因素,不要追求完美;丈夫应主动多承担家庭职责,减轻职场妈妈的负担,让其有时间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职场女性也要学会通过交友、运动等方式自我减压。

  盼得到尊重和理解,希望职场上的偏见和歧视少一些。部分职场女性表示曾陷入“生”还是“升”的艰难抉择,也面临一些偏见和歧视。二孩政策放开后,一些单位会限制女性的生育时间,甚至有个别单位采取“抽签”“排队”等方式限制女性职工生育。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盛明科教授认为,一个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其自适包容和调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就越强。“排队”怀孕现象中的诸种劳动关系紧张甚至是纠纷,除了依赖于整个社会文明进步、法制健全外,亟须更深层次的社会治理创新,形成生育成本社会共担的机制。

  盼得到社会对职场女性更多支持。盛明科建议,政府应鼓励大型社区配备好幼儿园、托儿所等,健全服务妇女生育的各种设施,在就业、生育医卫、劳动关系监管等公共服务和政策供给方面积极作为;妇联、工会等团体要站在维护好妇女生育权、劳动权和休息休假权的高度,严格落实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等法律法规,最大限度维护妇女职工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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