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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虽当严冬犹如夏花——献给新华社编辑徐勇

归档日期:11-30       文本归类:工作图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从你一周前(2019年11月20日)离开的那个晚上,就不断有人给我们发微信:《中国记者》为徐勇做点儿什么吧。

  口碑是最好的墓碑。你的墓碑在朋友圈里越盖越高,高耸入云。缅怀你的文字,一篇,又一篇。一篇,又一篇。每一篇都刷屏,人们一起泪目。这些文章,行文都是“你”。我们这篇按语就也来对你说吧。

  年轻人说,怀念你,就是“回忆自己的成长”;老同志说,送别你,就是“送别我们的时代”。

  “不要色彩,形容词是色彩,评价是色彩,色彩会失真,伴随日月、角度和心情会失真,唯有轮廓,刻骨铭心”

  24日,八宝山,送别你的人在寒风中早早排成长队,尽管印了500份生平,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拿到。

  人们舍不得你。不只是因为你的博才,不只是因为你的博爱,不只是因为你的风骨……

  一群朋友在送别你的花圈上写下了这句话:“世界上最干净的灵魂”。如果你是法官,你一定会让正义看得见;如果你是教师,你一定会让教育不失神圣;而你是记者,就让 我们看到了记者应有的样子。

  一听说本刊公号(注:《中国记者》公众号“京原路8号”)想推送怀念你的文章,许多人把在朋友圈里看到的文字和照片,一一发来,唯恐有遗漏。

  有地方媒体想邀请新华社同事去讲述你的故事。但是,悲伤的战友,此时还做不到。

  我们想通过采访写一篇原创的追思,因为我们知道,尽管已经有非常多怀念你的文字,但你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些。可我们不忍打扰刚刚送别你的人们。因此,在这里,我们汇集了朋友圈里追思你的七篇文章和三首诗。七篇文章的作者分别是新华社同事许杨、党琦、凌朔、刘锴,新华社前同事周轶君,潇湘晨报信息技术支持部原主任黄素云,京华时报原副总编苏宁。三首诗的作者分别是新华社同事徐壮志、张铁柱、蒲立业。

  新华社主楼北门外有两个吸烟点,常年烟火不断,编辑记者,多会于此,聊的都是国计民生,没思想的一般插不上嘴,而徐勇则是万年主讲。

  他头发灰白,下巴刀削一样锐利,弓着腰,身板精瘦,看人时总带着一种洞察和批判,似乎对方是条蹩脚的稿件,根本不能发的那种——这么说吧,他要去演漫威电影,肯定不是正面角色,邪恶天才科学家为了打发时间顺道毁灭世界,就是这个范儿的——他一笑,听客们就很紧张,得集中精神,否则就无法从他流利的中英夹杂中get到他的点,而一旦get不到,就只能陪着他傻笑,好像五百年前的文盲在听哥白尼吐槽地心说,只能暗暗打出666,说一句“不明觉厉”。

  我刚入社时,搞直播报道,内容大多涉及国内外时事,节目嘉宾很重要——这个人,不但得懂,还得会讲,还得知道啥能讲啥不能讲,在很多东西不能讲的情况下,还得把事儿讲明白了——但我们从不担心嘉宾出篓子——当时有句口头禅:“没事儿,有徐勇呢。”

  徐勇沉浸新闻报道多年,业务素质绝对过硬。而且,还帅,帅得那么凌厉、尖锐,忧郁中带着一丝不容置喙的权威,往镜头前一坐,都不用说话,一看就是一专家,别管哪个领域,反正就是专家,特别有见地的那种。金正日逝世,时间紧任务重事件敏感,徐勇几乎没有准备时间,西装往身上一套,整场直播一气呵成,大家在演播室一个劲儿地重复“多亏有徐勇”。

  我不是国际部的,幸也不幸,没挨过徐勇的骂,据说总有涉世未深的姑娘被她骂哭,而男的骂着骂着就骂成哥们了。我一兄弟写稿子,“威廉王子阁下”,徐勇劈头就骂,“谁的王子?你的王子还是我的王子?就是威廉!我们是中国的通讯社,不要西方媒体叫王子阁下的你也跟着叫,要不卑不亢。”

  在有意无意的聊天中谈到徐勇改稿子,别管是资深记者还是高级编辑,都会紧皱眉头,回忆片刻,酝酿一会,蹦出一句话来——“反正……徐勇吧……他给你改稿子,你服。”

  我和徐勇也不是没有业务讨论,他写了些文章,估计比较得意,发给我看——我真的没见过这种文风,就好像绘画中的素描,不,就好像徐悲鸿画的马,齐白石画的虾,画的不是皮,画的是骨。没有形容词,没有感叹句,没有一切烘托气氛的语句。

  他说:“不要色彩,形容词是色彩,评价也是色彩,色彩会失真,伴随日月、角度和心情而失真,唯有轮廓,刻骨铭心。”

  写到这儿,我觉得,搞不好这家伙就站在我旁边,叼着烟眯着眼,说,“这文章写得不行,形容词太多,色彩太多。”

  我一个朋友,刚入社,分到徐勇手底下,就被教育了——“你不要巴结我,你就好好写稿吧,等你评副高的时候我都死了。”

  徐勇老师啊,虽然你的文章没有色彩,但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你的存在,给了这个单位多少色彩,你知道吗?

  我本来答应了自己和朋友,不再熬夜,但明早的追悼会,我若是不曾为你写下一篇文,又有何面目见你。

  我想,明天的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纵使是黑白的,也必放着金光。因为,我以为的徐勇,是哪怕死了也仍然热血沸腾的人。

  你要传递的,必不是哀伤,而是新闻人的精神光芒,是阔别已久的激情、搏命、梦想与荣光。

  我曾说,从20日傍晚在宣武医院急诊楼,到太平间,再到今天,我作别的是徐勇吗,我作别的是自己整个青年时代。从20岁第一天进新华社,到现在35岁,整整15年。

  我这辈子遇到的第一个领导是你,是幸也不幸。我那时候才20岁,白纸一张,第一天怯生生上班,你说不要叫老师,要直呼名字叫徐勇。这简直贻害万年。

  我哪知道外面的世界不是这样。之后我下分社、去总分社,都直呼人名,得罪了多少人。全是你害的。

  你太独一无二,太跟别人不一样了。当然这不一定是夸你。总之,外面的世界极少有你这样的人,这我到后来才知道。

  我2004年入社进专特稿。那一年,很特殊,刚取消发放稿费。一下子,再没有其他处室的人给专特稿写稿。专特稿迫不得已勒紧裤腰带,过最苦最难的日子。

  我反正没见过有稿费的日子什么样,也没见过其他轻松的工作什么样,来了没几个礼拜就开始上大夜,从晚上10点通宵达旦写稿。一个大夜班3个人,6条千字稿、10条消息,上厕所都跑着去,写得慢要上午九十点才能下班。

  你在给时任《潇湘晨报》国际版编辑的邮件里说:“其实我们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份忠诚,对纯粹新闻的忠诚,我们无以支撑。我们内部的变化,你可能没有办法从近期稿件质量角度判断。这是我的成功。”

  大家靠你精神力量的感召支撑。很难抱怨,因为你在以玩命的姿态工作,比我们更辛苦。你仿佛住在社里,从早到晚不着家。看着你,没人好意思抱怨。

  你给我们煮粥,给我们刻CD盘,给我们拖地。你煮好银耳莲子羹,一碗碗端到我们电脑前;你拖地拖到我面前,我唯一要做的是抬脚。

  上通宵大夜,偶尔忙得过来的时候,会有同事出去填肚子,回来给我带一碗面。我熬夜胃口不好,稿子又写不完,吃几口不吃了,你就把我剩的半碗面吃了。居然有这样的领导吗?

  你隔三差五请吃饭,自掏腰包,票当面撕掉,决不报销。下了班,你经常开车挨个儿把我们送回家。

  你不但给我们送各种玩意儿,还给每个人爸妈送。谁家里几口人你全记得。一会儿给我爸妈送个电炖盅,一会儿又给谁家娃送个安全座椅。是领导,还是圣诞老人?

  稿子有错是要被骂的。谁都怕你,绝大多数被你骂哭过,包括我在内。虽然我15年只被骂过一次。

  已经很严谨,被训练得像个神经质了。你反复强调,所有译名无论如何以译名库为准。有个稿子写到“切诺基”汽车,译名库只有“切罗基”,我反复犹豫再三,按照译名库用了“切罗基”,结果被报纸用户投诉没常识。

  通宵夜班上完都上午9、10点了,我两眼发直,出新华社南门时看见有车来都不躲。走到马路对面,接到电话,被暴骂一顿,当场哭了。

  “的”字能不用就不用,要用短句,少用形容词,多用直接引语和白描,不能有一句废话,这些耳提面命已深入骨髓。

  你是严父,是慈母,是恩师,但这些形容你都不准确,你更像一只老母鸡,每天“咯咯咯”叨个没完,把我们都护在你翅膀底下。

  我在前方的时候,你是后方亢奋的明灯,果断告诉我怎么做,打来一剂又一剂强力鸡血针。澎湃的激情和热血会感召,会传染。

  你曾重批一名前方记者。你特生气:“他居然说‘我也要睡觉啊’!睡什么觉!这个时候还睡觉!”我记忆犹新,是因为我当时太惊讶。原来当前方记者遇到重大突发事件,连睡觉都是可耻的。

  湖南省新邵县“5·31”特大山洪,100多人死亡。我在灾情最重的太芝庙乡马家岭村,7小时徒步30公里山路采访,手脚并用地爬。你就是我手里的红色三星翻盖手机,前后几百条短信,告诉我怎么做。你一直都在。

  我3000字的大特稿,全是直接引语和白描。只有详实的采访和扎实的稿子,才对得起你。

  抗战胜利60周年,你派下专特稿数队人马,在各省采访八九十岁的抗日老兵,在最后关头,抢救性留下大量珍贵史实。因为,绝大多数老兵都活不到抗战胜利70周年。

  血战孤城的机枪手李超、调查日军细菌战罪行的陈玉芳、南京大屠杀中满门被害的夏淑琴……全是珍贵的口述历史,篇篇精品。

  那是我记忆中你最意气方遒的时候,坐帐军中,指挥若定。我们做的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那些是在历史长河中不会褪色的新闻。

  写常德会战那一篇,我开篇一句:“南门外,常德城,62年前。”我特别不放心地给你发短信,要你千万别改成“62年前,常德城,南门外。”你回:“放心。我有品位。”

  你常说做新闻要有品位。你对文字、对稿件近乎刻薄的要求,都是因为你要做的,是最有品质的新闻。

  海地地震,20多万人死亡,8位中国维和英烈牺牲。殉职的第八支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政委李钦,多么像你。

  防暴队汽车修理员兼驾驶员王铋说李钦:“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什么都想着别人。每位队员家里有什么亲戚,家里有什么事情,他全都清清楚楚,对每一位队员都爱护有加。”

  防暴队一分队指导员李治全说李钦:“政委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常说‘事不过夜’,每天睡不到4个小时。”

  李治全说李钦:“为了这块营地,政委付出了无数心血……能感觉到他对营地有着无限的牵挂、无限的留恋。”

  十年前,我发回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员追忆政委李钦的大特稿,你亲手改。末了,你还把专特稿每个人叫到17层来看这条稿子。

  当时防暴队员王润泽跟我说李钦:“你知道吧?他是我们的老大。我们没有老大了。”

  11月20日下午,在心梗胸痛症状明显的情况下,你还在改稿子。14时34分46秒,你提交了用生命改的最后一条稿子。半小时后,15时05分,你发微信说:“1702,需要急救。”

  20日晚,多少人自发赶来宣武医院送你。急诊楼3层楼道里站满了人,个个在哭。我没在哭,我在数人,数啊数,怎么也数不清楚。

  人潮浩浩荡荡地从急诊楼送你去太平间。那夜寒风如刀,太平间外露天站着的人却轰都轰不走。

  21时左右,光站着不动的,我就数到了59人,再加上来往奔忙帮助操持后事,以及络绎不绝赶来的人,我估摸总数在100人左右。

  医院的人没见过这种架势,都在打听,是什么样的人,能让这么多人大晚上、冒着严寒,赶去医院看他最后一眼。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现在才来追悔,就没有好好关心过你。我反省自己,一日日颓靡,以前对新闻的激情哪里去了?

  逝者已矣。我还是做好两件事:一是在身体里重燃你留下的信念之芒,像你一样振奋拼搏;二是按照你的期望,尽可能纯粹,尽量不世故。

  这几天看你的稿子,还是喜欢你写张纯如逝世十周年那一篇。你自己用作结尾的那首诗,想必是你现在想对我们说的话:

  你走后,我想在数据库里找点那些年咱俩一起写过、一起聊过、一起开心过的稿子,竟然发现,它们早已被大量筛选和淘汰,只有少量被归类到“1948 —2003 新华社新闻稿库”的类目里去了。

  你走的那一晚,我在单位自行车棚里找了半天你的那辆电动车。我担心你还在为它充电,我想把插头拔掉,但我没有找到它。

  我刚参加工作时,连买辆自行车都得考虑考虑,可你当时却开着傲娇的两厢富康。

  那时候你的富康经常跑山姆会员店,给我们买各种带着美国情调的吃食。可当我们都买车了,你把车借给摇不上号的兄弟开,自己骑上电动车。风里来雨里去。

  没有哪个领队,像你一样有着那么多浑名。浑名是可以当面称呼你的,而不是背后八卦时使用的外号。因为你不在乎。

  十五、六年前,你只在夜间会用这个名字写稿,因为你说,每夜要写太多的稿,如果报纸整版都是同一个署名的稿件,似乎不太好,于是你用“晓安”和“徐勇”两个名字混着写,仿佛有两个人在值夜班,又仿佛与家人在一起。

  2003年2月的一天凌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返回途中解体。我急着要写稿,你却拦住我。

  一会儿,你拷来一首John Denver的《Flying For Me》,让我听,让我知道Denver和女教师Christa以及“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恩怨情仇。

  然后你告诉我,“哥伦比亚”号不是美国的,是人类的,7名遇难宇航员,代表人类。

  同样是那个年代,刚去加沙常驻的一名记者打来电话,在电话那端哭,说武装直升机在楼顶盘旋。

  你果断告诉她,把国旗挂出去。后来,那篇《五星红旗下的安全感》,我们传阅了很多年。我知道,那远非一篇稿件。

  有一年,专特稿改革,取消了稿费,但出现了一些退休老同志此前发表的稿件无法结算稿费的情况。你一笔笔记账,年底时用自己的年终奖,装在一个个信封里,一个个送去。

  你跟我说过,在山西支教时的你太年轻,在息烽挂职的你太执拗。你坚持要为县里修路,结果路修好了,有老乡买了摩托车,出了车祸撞死了。你内疚。

  你用你不高的工资,资助起那里的孩子们,有些孩子上了大学,改变了命运,有些仍在给你写信,有些却不再联系。

  2012年的除夕,你我在电话里大吵一架,主题是国际专特稿还有没有必要通宵写稿的问题。

  那时,新媒体方兴未艾,全国在清晨时分需要国际稿件的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晚报已经从上百家减少到屈指可数的几家,而身边的一些兄弟姐妹,不是健康出问题,就是选择离开。你承认我说的一切,但你坚持专特稿的理想。

  此后不久,我选择留学一年。我递交申请的同一个下午,你递交了驻外申请。我刹那间明白了许多。

  你第二次常驻美国,不再是科技记者,你把视角放在了美国的穷人身上:从林肯中学买不起旅行箱的中学生,到 U C Berkley里免费提供给穷学生的午餐,再到住在汽车里的一家人。

  你采访林肯中学几十个孩子的那篇稿件,最终似乎是没能播发。但你更开心的是,看见那些孩子真的到了中国,真的拥有了一次人生中“改变人生”的中国行。

  第二次从美国回来的你,真的变了很多。烟抽少了,酒喝少了,话说少了,和别人针锋相对的争论也少了,你开始自己做家务,经常动手搞一些有情调的小点心,但最终还是为了拿给大家分享。

  你开始关注自己,为的是更清楚看清世界。你开始回到过去,捡起一些十多年没有再碰的小爱好。你又开始买内存、买硬盘、攒电脑然后送人了。

  每年三八妇女节,抑或是圣诞与元旦,你都会买一堆郁金香等大男人很少懂的鲜花,分给周围的女士们,以及家中有女眷的男士们。

  上次两位保洁老阿姨在办公室清洁过程中吵了起来,几乎动手,你赶紧买来冰淇淋,过去把两人分开,每人一支冰淇淋,就像哄孩子一样让两位老阿姨消停下来。

  前两天,你走后,扫地阿姨在你摆满鲜花的桌前,深深鞠了三个躬,你看见了吗?

  你是理想主义者吗?才不是,除了让别人有理想,你连追逐你自己理想到底的决心都没有。

  还记得你很喜欢的那篇写萨达姆在提克里特地窖里被抓的《生于斯,歌哭于斯》吗?

  对了,11月20日那天,我离开医院时,踢我的那十多脚是你干的吧。功夫不错。I got it。

  但情绪堵在胸口,往事不断浮现,总要一个宣泄口。今夜是你的头七,我还是想念叨念叨你。念叨你,也是重温我的成长。

  2010年7月12日,世界杯决赛结束的那一天,我睡饱之后,才迟迟去社里报到,第一次见到你。清楚记得,你穿着圆领T恤、运动裤、凉鞋,把我从人事处领回三楼大平面。

  那天,你告诉我,将来要成为这栋楼里最professional的人。说实话,我心里直犯嘀咕,穿凉鞋还怎么professional。

  上班第一天,你甩给我一沓纸,是美联社的写作手册。还送我一张CD,第一首就是Wind Beneath My Wings。我没好意思告诉你,第二个词我就不认识。

  头几天,我写的都是大千世界,也就是各国奇闻异事。挨骂必不可少。你说,我听,心里也暗暗不服。不就是逗人一乐的稿子,至于这么较真?

  有天,你照例改完稿、骂完我,嘴脸一变,忽然可亲起来,说要请我去西门下馆子,还跟我称兄道弟。我整个人懵圈在那。

  太多人回忆你对新人要求有多严格,骂人有多凶。但其实,你飙英文骂我时,我真没往心里去。因为实在抱歉,我基本听不懂。

  你爱飙英文,这让我一度很困扰。只能跟你似懂非懂、不懂装懂,就剩个点头的份儿。但也有好处,每次酒桌上你开始狂飙英文,我就知道,该结账回家了。只不过,你几乎每次都会悄悄抢单。我那时还真以为你就是尿多、电话多。

  不少人说,我在组里那两年多,正赶上最惨淡的日子。传说中的神人们纷纷驻外、离开,青黄不接,我们这些一二年级的生瓜蛋子就得挑大梁。

  上班的日子,一睁眼就欠上三五千字、甚至七八千字,滋味真不好受。有点像的哥,每天先得把“份儿钱”给写出来,可挣得是真不如的哥多。

  某天下完大夜班,回家,吃完饺子,开始昏睡。不知睡了多久,只知道梦中我稿子写不完了,急得直出汗,惊醒。很奇怪,醒来后第一反应是,要核对电头日期错没错。忽然意识到,我想不起那天是几号、周几。再想,连几月、哪年也都想不起……我顿时慌了,看着周遭漆黑一片,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是谁。疯狂摸手机,按亮屏幕,看到2011年字样,依然愣神,不明白什么意思。缓了几秒钟,时间、空间才重新归位,而我已是浑身湿透,心脏快跳出嗓子眼。

  跟不少人聊过那两年,恐怖、变态、玩命,大概是主要形容词。内心却又是温暖、甚至自豪、骄傲,因为那也是我成长最快、算是入门的时光。

  一直都很庆幸,你是我的入门师傅。当大家都在怀念你的果汁、你的蛋挞、你的银耳汤时,我可以不以为然地说,那你是没吃过徐勇半夜煮的饺子、打包送来的炒面。勉强算是夜班福利吧,但你真不如买把烤串回来。

  2013年初,你我先后出国,相差半个月。走前最后一次喝酒,你不出意外又喝多。陪你等车时,你忽然一脸严肃跟我说,出去写稿,首先对自己负责,因为每条稿都署着名,不能被人骂傻X。

  驻外期间,我们交流其实不多。聊天记录里,多数是你逢年过节给我发个小红包,我领完钱,转手回你一个假红包,以及一个嘲笑你的表情。

  你回复:“信念和能力属于自己,能力比地位更持久,何况检验你们这一辈的标准,依我判断是品位决定选择、选择决定命运,与一些地位依附、人格缺失的家伙走不到一起。”

  再次跟你喝酒,便是2018年夏天,我领结婚证那天,你罕见没迟到。我还调侃你,美国水土挺养人,头发都变黑了。你认真说,染的。

  我当然知道。五年多没见,你牙也掉了、背也偻了、眼神也柔和了。不太像我记忆中的那个徐勇。只有你坚持要给我红包的模样,还如当年般可亲。可能也是拿人手短。

  卸任回国,我怂了,没回专特稿。法文组的工位,却偏偏与你相邻。你没事总来捣乱,一会跟我说个冷笑话,一会跟我分享最新歌单。你的好品味、恶趣味,我都懂。

  朋友说我,只要见到你,就像黏虫一样,颠颠儿过去,有话没话都要扯两句。我说,我没法视你不见,做不到。

  一天,我上完早班准备走,你叫住我,说请我喝咖啡。那天,你跟我说,最近身体不太好,走路腿软,像踩在棉花上。记忆中,你第一次在我面前示弱。我回报你的,却只有一个拥抱、拍肩。

  南门口餐馆,我们邻座而坐,你请实习大学生吃饭。其中一人,我刚巧认识,他老师拜托我关照。立即转告,放心,人在徐勇手里,错不了。

  那天,你我争论谁来买单,最终以我教会你用网上优惠支付告终。我知道,你喜欢占商家折扣的便宜,小账算得可精了,而大账你总是糊涂。

  太平间里,工作人员把你从冰柜中拉出,我记得你是7号。你被一层白布、一层黄布包裹着,胸前一个奠字。我捧住靠近你头部的一角,和其他前来送你的兄弟们一起,小心翼翼把你抱进还散着油漆味的棺材。

  放下时,大家用力不均,我还让你磕了一下。你感觉到了吗?这是你第一次完全把自己交给我,我却辜负你的信任。那一磕,直接磕到我心尖上。

  送你的队伍太长,蜿蜒曲折。寒风吹得大家鼻涕一把泪一把,也不知是想你,还是真冷。可能都有。

  排队鞠躬,我尽量忍住情绪,眼泪悄无声息,嘴角一定抿住,冲你做个鬼脸,正如你留给所有人的最后一幅表情。

  2019年11月20日23:05,看到一个新华社朋友发的这条朋友圈,我先是心头一惊,继而又想,我认识的徐勇多年前驻新华社旧金山分社,去世的这位同行可能是与他同名同姓吧?

  临睡前,我点开徐勇的微信头像,想发个问候,犹豫再三没发。我觉得这样“对号入座”不妥,只是默默地祈祷他平安无事。

  第二天早上,噩耗传来,所有的消息都证实,“人走了,外套还搭在工位椅子上”的新闻人就是他!

  惊愕!哀伤!为什么偏偏就是他?我不愿看那些在朋友圈里刷屏的文章,只想屏蔽与他离开人世有关的所有信息!

  与我同样震惊、难过的潇湘晨报总编室原主任贺正举说,徐勇曾给我们那么多支持,我原本想等他回国后小聚一下,但已永远没有机会了……她嘱咐我,徐勇是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应该留下一份珍贵的纪念和记录。

  与徐勇第一次见面之前,有两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周都与他通电话约稿。记得我第一次在电话中叫他“徐勇主任”,他制止“不要叫主任!”我立马改叫“徐勇老师”,他再制止“不要叫老师!”

  “呃,那?”可能他听出了我的尴尬和不知所措,又温和地说:“叫主任、老师都多余,就叫徐勇。”这就是他的风格,说话也像在审稿,多余的字一个都不要。

  2002年3月30日,第八届全国国际新闻报道研讨会在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县召开,我才第一次见到徐勇,两件事让我默默地在心中认他为良师益友。

  在那届研讨会上,潇湘晨报选送了两个“9·11事件”报道版面参加评奖。当时潇湘晨报版面编辑身上的创新细胞野蛮生长,崇尚新闻报道要有血有肉,丰满生动,版式要时尚灵动,有冲击力。创刊尚不足一年的潇湘晨报的版面与报界老大哥们的版面相比,显得有些另类,但在评奖时,徐勇力挺潇湘晨报。

  评完奖那天用晚餐,大家都小酌了几杯,徐勇兴致很高也有点小激动,晚上散步闲聊,一会儿聊国内、一会儿聊国外,话题一直由他主导,不知怎么就聊起了失学儿童。徐勇难过地说:“我的孩子都饿出胃病了,我很难过……”

  我顿时懵了,心想作为国家通讯社栋梁的他收入应该不低,怎会让孩子吃不饱呢?小心翼翼地问他:“你的孩子在哪里?为什么会饿出胃病?”

  “我说的是我在贵州山区的10个孩子,他们家里的生活太苦了!我资助他们读书,要求他们每人每天必须吃一个鸡蛋,喝一杯牛奶。可是他们不愿意,说自己家里还有人挨饿。”他泪光闪闪地哽咽:“他们上课时经常饿得头晕,影响智力发育,他们这样怎么学习?怎么长高?可我没有办法……”

  我方知徐勇曾在贵州省息烽县挂职扶贫,担任过副县长,因而与当地山区的困难家庭结下深厚的感情,常年资助贫困儿童。我曾见过不少爱心人士助学,但是以一已之力资助10名儿童的少,发自内心地把资助的贫困儿童当自己的孩子,并为他们伤心落泪的更少。

  自那届研讨会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徐勇的联系越来越多,每逢发生重大国际新闻,我第一时间向他求助,他助我为报社组织回了数不清的独家新闻。在一场场新闻大战中,他身上流露出的正直品质、专业功力、拼命精神,让我肃然起敬,终生难忘,受益终生。

  记得那是2003年8月18日晚,新华社稿库发了《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咀嚼槟榔致癌》一稿,新闻的直觉告诉我们,此消息是涉及公众健康的重要资讯。当晚头版编辑和值班老总当机立断,将《嚼槟榔会致癌》的消息发在了潇湘晨报次日头版。湖南人有以槟榔为零食的习惯,此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8月24日,本地其他报纸报道称“湖南槟榔致癌毫无科学根据”,两种矛盾的声音见诸报端,读者疑惑不解。

  当天下午编前会之前,我向新华社求证,询问社里能否就“嚼槟榔会致癌”的问题进一步采访专访世卫组织专家,发布权威观点,透彻解读科学原理。徐勇查找研究了大量的资料和相关报道后表示,他们将本着高度的科学态度和职业良知采访世卫组织专家。

  当晚新华社国际特稿部采写、编发了《公布嚼槟榔会致癌是对公众利益负责》、《槟榔果是一级致癌物》和《槟榔致癌是科学结论》等稿件,潇湘晨报分别发在8月25日的头版和二版,满足读者的知情权,让潇湘晨报的数十万读者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食用槟榔,趋利避害。

  但此组报道发出后,槟榔协会又在其他媒体上刊文称湖南的槟榔与世卫组织专家研究的槟榔不同,号召市民放心吃槟榔,鼓吹“槟榔越嚼越有劲,这口出来那口进”,鼓励槟榔厂商“做槟榔吃槟榔,向全国进军”……

  潇湘晨报不惧压力,派时政部和经济部的记者再次采访长沙几大医院的口腔科、采访食品卫生监督检验部门。潇湘晨报在“槟榔致癌”问题的报道中尊重科学、为读者负责的社会责任感令徐勇非常感动,他于8月28日采访了世卫组织中国代表处发言人,潇湘晨报8月29日头版刊发《世卫组织中国代表处发言人答新华社记者问——所有槟榔都致癌》。

  这场新闻纷争尘埃落定之后,徐勇发来邮件,关切地问我们有没有受到责难?他在邮件中写道:

  今天长沙有一家报纸的记者给我打电话,核实半天,好象我做错了事情。当然,矛头首先是对准你们。他对我说,“我们都是记者”。我的回答是,“我们不一样”。他问我,“你与湖南槟榔厂商联系过没有”?我答复:“没有,因为那样涉嫌我是否要向他们伸手。即使没有拿到厂商1分钱,效果也与拿了1万元一样。

  所以,我对自己是否经得起信任没有信心,只能不与显然有着利益冲突关系的厂商联系。从最坏处想象,只要我与厂商联系,即使我没有拿他们的钱,他们也可以诬陷我曾经向他们要钱。我厉害,因为我没有利益,所谓“无欲则刚”。

  在做“槟榔致癌”系列报道期间,曾有人以槟榔厂商的名义给徐勇去电话,暗示给他一笔钱,请他不要再发后续报道。徐勇怒斥,新华社记者是可以被收买的吗?

  2003年北京时间3月20日10时35分,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炸响,潇湘晨报在伊战爆发1个半小时后,对开两彩两黑4版号外就出现在街头报摊,比同城纸媒快了1小时。号外上街后编辑继续作战,我们特约了新华社唯一随美军登上征战伊拉克航空母舰的记者给我们供稿,同时特约了新华社驻约旦的记者给我们传回现场的消息,在28小时内竟出版了5份报纸。在随后近两个月的伊拉克战事报道中,潇湘晨报刊发消息、通讯、专题、评论、地图、图表、图片等内容,在新闻的“量”和“质”上均远远胜同城媒体。

  2003年的这场伊拉克战争长达50余天,徐勇和他带领的新华社国际特稿团队以新华社为家,办公室里上演着紧张的新闻战。他们藏身幕后,支持全国各媒体的新闻人把努力接近真相作为第一追求。报纸有传版时间,电台电视台也有截稿时间,而身为通讯社新闻人的他们,24小时在线日,我和潇湘晨报国际版编辑欧阳烈丹前往北京参加新华社举办的第十届国际新闻报道研讨会。在会议期间,我们向新华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马胜荣汇报,潇湘晨报社长龚曙光提出了“强化权威意识、创新主流形态、提升操作技术”的都市类报纸转型要求。马胜荣副社长高度赞赏,他说,新华社曾和潇湘晨报在第五届城运会和雅典奥运会期间有过非常成功的合作,是新华社和地方媒体双赢合作的典范,龚曙光社长对采编工作的新要求让他再次看到潇湘晨报是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有远大理想的媒体。

  当时,徐勇在一旁说,潇湘晨报与新华社国际特稿已有多年联系,新华社特稿借助于潇湘晨报的影响力,得以与湖南读者见面,效果远超过很多办了很多年的媒体。马胜荣副社长当场表示,新华社今后将大力支持潇湘晨报在湖南报业市场个性化发展。

  同年12月,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葛相文和徐勇带队前来潇湘晨报考察调研,在龚曙光社长的安排下,总编室组织报社采编人员与会交流,葛相文副主任和徐勇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从国际新闻看懂国际的形势”的业务课。中朝友谊为什么牢不可破、两伊战争为什么无法平息、中日关系“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如何理解……短短几个小时里讲了20来个国际新闻热点问题,讲解专业系统,答疑精彩风趣,很多潇湘晨报人至今对那次讲座的内容记忆犹新。

  2003年的某一天,报社开完编前会,我给徐勇打电话约稿,他有气无力地说:“我已经20多个小时没合过眼了。”我一下子非常自责,赶紧说:“你太辛苦了,我不打扰了,你赶快去休息。”

  挂了电话,我既内疚又担心,又给他发了封邮件:“你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实在太累了,你能不能向社里打报告增加人手?长此以往身体会受不了的。今天我实在不忍心给你打电话,可有约在先,我只好狠下心来打了。希望明天你能早点回家休息!”

  我现在准备睡觉。如果你能在晚上7时打我家里的电线****把我叫醒,我会感谢你。

  想着读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劳苦大众”,花几毛钱买报纸想看新闻,我只能认命。

  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然一千人,说出来的徐勇,却只有一个。

  新华社国际专特稿专线日心梗去世。原本以为,只有我们这班曾经一起战斗的手足熟悉他,这些天从越来越多渠道,汇集起越来越多的回忆,哪怕是旧金山路遇的游客也能说出一二,原来他的感召力被严重低估。

  人面善变,人性复杂,但任谁心中的徐勇都是如此:纯粹,干净,幽默,天真,温暖,专业,规范,克制,投入,可靠。是他告诉我们,新闻就Service,服务读者,容不得半点含混、晦涩。他来这世上,似乎就是为了服务,为了被需要。就算你了解了他的缺陷和弱点,还是会感慨,他的人品,近乎于圣。因为,他予人印象是,几乎没有自我。无我,天下莫与之争。

  送别徐勇那天下午,和手足们坐在一家咖啡厅聊天,不远处坐着一个女孩和她的朋友,两人对面不说话,各自掏出手机自拍,变换各种表情手势。“me generation”,有人这样命名。这是一个对自我的兴趣远远超过向大世界求知的时代, 报纸在倒闭,媒体在衰落,真相在失焦。徐勇为之花费大部分心血的特稿专线,也在面临急剧转变。

  追悼会当日,为他送行的队伍蜿蜒不绝。个个语声哽咽,有人相拥而泣。灵堂里鲜花和挽联铺天盖地,死后哀荣,人们心中的丰碑。离开医院那天,男生争相要为他抬棺。过去我们有过多少分歧、争论,这时候,黄恒写下大家的心声:“我们都是你的兵。”王丰丰在群里说,我们只想成为跟你一样的人,坚持良知、正直,对得起你的名字。单位扫地的阿姨,都到徐勇的工位前三鞠躬。有次她们争执,徐勇跑上去劝架,买冰淇淋和解,还用国际稿件术语,让她们先disengaged(脱离接触),然后实现ceasefire(停火)。清洁工阿姨气消了,周围同事也在座位上笑疯了。

  前几天读到邱吉尔谈人生意义,“大家都是虫子,可我是只萤火虫”。虽然这可以解读为使命感,徐勇却一定不喜欢这话透出的沾沾自喜。他羞于得意洋洋飞来飞去。他是生在地上的一团火,带给所有人光和热。只要你靠近他,就能感受到。谁都能讲出,他如何救助贫困儿童,如何在工作生活点滴中给所有遇见的人支持和鼓励 。哪个年轻人没有他给刻的一堆CD,买的各种小玩艺儿,他给打印的一堆“必读”稿件。我曾怀疑他对人的那些好,是不是“非必要”,现在只觉得那叫“世间难得”,唯有珍惜。

  我妈妈听说徐勇走了,悲伤不已。回忆2004年3月22日,我在加沙报道哈马斯创始人亚辛遇袭那天,中间有一段时间没带手机,她联系不上我,而新闻传来现场有女记者丧生。我妈妈当时就抓狂了,打电话给徐勇(其实他当时并非我的行政领导,只是大家有事都找他),徐勇让她别着急,等我打电话回来,放下电话请另一位女编辑打给我妈妈,陪她讲线分钟以后,你打回来了,说没事,可是你想想,如果不是徐勇请人家陪我说线分钟我怎么过呀……”是的,徐勇关心别人心细如发,关心自己却从来不够。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2015年在旧金山。他驻外,我带父母旅行。爸爸被西餐(和我)折磨了好几天,耳朵又不灵,很难沟通,徐勇见面二话不说,掏出烟来,两个男人拍拍肩膀吞云吐雾,我记得爸爸的面容立刻舒展了。徐勇跟人打交道就是有一套。又带我们一家去中餐馆,去会员制超市买便宜的水果——他喜欢打折信息,只有这件事上我可以闻出上海人的味道。我手机上他最后发给我的是好几篇有关飞虎队和张纯如的稿件,还有Paul Robeson抗战期间用汉语和英语录制的《Chee Lai》(“起来”,义勇军进行曲)。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到哪里都“强推”大爱和无微不至的温暖。

  2006年底我离开特稿组,跃跃欲试去看花花世界。当面辞职时,看见他抽烟的手指微微一颤。不过他仍大度接纳我,心疼我初到香港时的不易。这些年我经历了更大的世界,我和徐勇的工作、人生轨迹渐渐平行。但当我不小心看见一些“爱耶稣不爱邻人”的月亮背面,会想,徐勇从不高谈信仰,但我们都是他的信徒。

  两年前写过文章,感激徐勇做我的文字编辑。他对每一个记者的要求都是如此,文字洗练,格式漂亮,立意在人。文字洁癖,归根结底是品格,容不得一点虚假和矫情。他不媚上,文字中也读不出一星媚态,他极其疼爱下属,热爱平凡的人,文字理性而温柔。他凶起人来毫不留情,几次把我骂得泪流满面。但挨骂的人都不会记恨,因为他只对事,而且说得字字在理。一次,他凶了什么人,转头说,糟了,以后要对那个人double nice了。同事们回忆说,今年他给大家订的圣诞礼物都在路上。喜悦他人,能给徐勇很大的满足。

  2004年加沙回来以后,正式转投徐勇旗下,前后两年。除了国际稿件,他也让放手我去做国内报道:南京采访大屠杀幸存者、青藏铁路开通。最打动他的,永远是故事里关于品格、体面的点滴。尽管现在看起来,这都是属于二十世纪的词汇。昨日的世界。

  离开特稿多年,他的那些金句,深深印在我脑中。轮到我自己做主编,这些规矩自动跳出来。只是徐勇不知道,我坚持了一阵之后开始犹豫,让步。因为我面对的,已经是汹涌的电子媒体。去抠那些动词、句法显得不合时宜,很快是我看不懂小编们的标题了——又双叒叕是什么?真香是什么?每次我怀疑编辑们写错,才搞懂是自己跟不上潮语了。听说有个做网络媒体的微信群,善意地屏蔽了徐勇,他见不得这些。

  最后一次在旧金山见他,感到他苍老了许多,头发白了,背更加佝偻,只是说话依旧铿锵有力。徐勇回国之后没有联系我,“他就是那样的人”,同事们说。他不会主动跟谁哈拉。我在忙这忙那,去北京也没时间去找他唠叨。十有八九,我找他,他也在忙这忙那,没闲工夫诉衷肠。最近一两年没见到他,这让我深深后悔且自责。

  去北京路上,每念及,洒泪。总是不好意思叫旁人看到,不明就里。想着到了那里,跟专特稿的手足们在一起,总可以正大光明哭一场。没想到,我们去了他生前常去的咖啡馆,冬日阳光正好,忆往昔,欢笑多过泪水。大部分人我都是至少十年未见,言谈举止间却谁都没变。谁都改不了。昨日重现,内心海水一样漫过。

  早晨来时,经长安街转宣武门,大风降温,落叶翻飞似衔令疾走,离开时残阳如血,机翼拉出银线。what a wonderful world,徐勇你会这样感慨。细碎的美好,可惜无缘再与你分享。总是觉得,在你退休之后,还有大把时间,一班手足还可以大笑亿千场。

  徐勇离去后的第二天,我降落成都时,收到流沙河老人去世的消息。熟悉他的腾讯大家编辑赵琼说,老人生前常引苏东坡诗句看破死生:

  中国人避讳“死”,苏东坡这几句想象死后灵魂飞升,百转千回,拉出好几层境界。徐勇,八宝山见到你的遗容,我脑袋轰的一声,不知该如何作想。告别的人散尽,又回去看你。只有一个问题,想抓住你问一问:苏东坡,流沙河,念念不忘的当然是中原,是山河。当你的灵魂听到召唤,蓦然回首美景暗没,时光消逝,当你飞升从高处看见人世,你的“青山一发”是什么?恋恋不舍的,除了家人朋友会是什么?那一瞬间,你觅得自我吗?

  林语堂说,每一个中国人,提起苏东坡就会露出亲切敬佩的微笑。认识你的人也一样。不论是谁,提起你,都会心一笑。你是一种存在。或许,你在不在那里没有关系。

  当我们为你的离去哀恸,其实我们何其幸哉,此生能与你相遇。谢谢你的光,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并且把这光,这温暖传递出去。从今往后,我们都知道,你在看着。

  这是彼得·杰克逊导演的纪录片里面,一战英国老兵回忆在战场上如何杀死德国人。

  真的,一刹那我想起,京城名人多如过江之鲫,经历了那么多次让同事去名人去世的各类现场,这次,我要去你的现场。

  我大声哭着跑着去按指纹,不然一天白干了,然后跳上网约车,堵在去医院的路上。

  我往下跑,见到穿白大褂的就问太平间在哪儿,白大褂们淡定地看着别处,胡撸着大概的方向。

  先看到了战士W,他带着小圆帽。他心里很难过的,但是看起来就是四川人那种慢悠悠的派头。

  其实他不用这样说了。你自己是知道的。旁边一个温柔的女孩慢慢地说,你中午觉得不舒服,就上楼去休息了,可是躺了一会儿,就又下来改稿子了。改着改着,你实在是撑不住了,叫急救。

  来一个哭一个。有的人走的急,没带纸,有的人是带着一包纸来的,大家就匀着使纸。

  你的老领导也赶回来了。从你的死讯的震惊中缓过来,大家又像你还在的时候那样说起你来。

  “说他什么他都不听啊!啊,你说他那天穿着个短袖站在外面抽烟,我说我们都穿秋裤了你还穿个短袖!你猜他说什么!”

  “他就是太照顾别人了,把这些部下啊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他们煮银耳汤!”

  一个领导拿他没办法,同事离了他会哭,又会煮银耳汤哄被他训哭的小孩们的上海男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有一次我去新华社找他玩,刚出电梯门,就看到一个瘦瘦的男人拿着垃圾桶走过来,喝道你去哪!我本来在东张西望,搞不清他们办公室往哪边走,徐勇就这么出现了。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叠稿子和一支笔。他和我的一些自己创业的朋友很像的,就是自己蹲下来去拿抹布擦墙角那种, 哪里都当是自己家里一样。

  徐勇经常会拿着一叠稿子亮相,特别是在饭局上。他会迟来,手里必有一叠稿子。

  徐勇是新华社专特稿千年的主任,策划、执行、编辑、撰写、审签之外,格外花心力培养采写的品味。专业层面就不过多说了,讣文里已经有评价。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有创见,重实际的产品经理。他说,要注重产品服务意识,要了解用户需求,满足用户需求。因此我们经常就稿件选题进行沟通。因为有他带队伍,且培养了几个可以带队伍的骨干,我会非常兴奋地在夜班后睡两三个小时又爬起来看新闻,然后和他们电话或者线上说选题,然后知道当天夜班的硬菜基本面无忧了,放心地再去睡。

  徐勇自己写文章,或者是策划选题,首先是格局上的认识让人觉得好,层次更高,角度更新颖,料更新鲜,文字的干净和谋篇布局,倒是在其次,当然也是很好的。有幸,他对我说过“你会喜欢。”他还说过“就知道你会喜欢。”这一般是指,他把他策划的让小孩们写的稿件推荐给媒体。

  这几天有些老战士回忆他为了启发大家写稿子甚至让写作者先沉浸入带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氛围中再动笔。这是真的。对于专特稿来说,这样设计产品也是对的,否则你给用户的东西和快讯的差别在哪里呢?要提供更有价值和品位的内容。至于文从字顺,洗练精准,在徐勇来说,那是基本要求。有一次,我看到电稿里有个标题,内有“女嫌人”三个字。我就想,这要是徐勇看到了,肯定会把写稿子的发稿子的训趴下。

  有人说,今天的内容生产已经是什么样了,还要新华社这样的稿子干嘛,甚至一度把新华体当作是负面典型。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说,凡是拿新华体当负面的,都是文字无能者。

  果然看到不少熟人啊。我本来在队尾,另一磁极的几位老师招呼我过去一起排队。

  “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上海来的。”这是我们在走进大厅之前说起的他的一句名言。

  现在,你可以在天上看我们种树,看我们写稿子,你应该是只会坏笑,不会再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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